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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的年代，而1998年是破旧立新的高潮。超过100个建筑工地同时开工，有10万名工人不分昼夜和钢筋混凝土滚在一起。工程进展神速，令人惊诧。中关村今天的大部分建筑，不是在这一年已经竣工，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建设。但是从外观来说，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白颐路。这条名声很大的小马路，原来只不过由两条车道、两排杨树和路边排水明渠组成，从南到北，弯弯曲曲地穿过整个中关村。现在经过28个星期，把树砍光了，把沟填平了，拓宽60米的路面，铺垫33万平方米的沥青，埋下32公里的管线，变成一条康庄大道，一直伸向上地产业基地。在它上地入口的街角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一字排开，这座亦中亦西、砖石结构的建筑在夏天启用时有个新鲜名字——海淀留学生创业园。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周至少有两家公司在里面诞生，创业者还真的都是归国留学生，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德国、荷兰、法国、日本和新加坡。
经济崛起让这个国家精神大振，昂首挺胸进入现代世界，却又与它保持一段距离，用自己的货币壁垒和贸易壁垒阻挡着突如其来的危险。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家门口转来转去。它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亚洲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开始的，然后经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张到整个太平洋的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一遍，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到牵连。就像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样，卷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就是没有登上中国大陆。全世界一片混乱，而中国稳若泰山。中央政府的官员得意地说，风景这边独好。朱镕基总理宣布，过热的经济已经软着陆。理由是，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的工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导致仓库爆满。银行把不良债务减少200亿元，重新向外放贷。
市场又在召唤。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让社会的天平倾向民间资本。经济第一。一切为了发展。私营，更多的私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1998年的春天是民营经济的春天。几个月前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现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承诺把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承认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向全国人民保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共产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媒体吹嘘他的英雄事迹，政府给他颁发奖状，请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而他始终做出一副腼腆模样，不是躲在人家身后，就是钻进那辆最低配置的雪佛兰轿车，逃之夭夭。1995年他在上地购置一块土地，兴建用友大厦，成为这个信息产业基地的第一笔私人资本。他刻意把这件事的本质掩盖起来，却对采访他的两位记者大谈，在党的生日之前，用友公司党支部接收广告主管夏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试验区私营企业中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这些事情全都表明，此人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谋略，大智若愚。他利用了当时中国人还没想明白的民族性格中的好些方面：老一套价值观念声誉扫地、争论不休却并不追求结论、民众普遍希望富裕的心理、全社会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式的老辣、中庸、给失败者一个体面的台阶。随着公司壮大，这一切渐渐成了历史的陈迹。到今天，只是当他想要向后代讲述我们曾有那样一个年代时，才会有用。
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
王文京当时34岁，是个外表圆润、慈眉善目、没有棱角的人。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是个风景优美、贫困闭塞的地方。在王文京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那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辟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集中营。就像刘迎建一样，从90年代后期，王文京也成了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杰出代表。刘迎建是借助于国家资源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追随者都是普通民众；王文京无论财产关系还是技术源头，都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但他的用户十之八九都是公家客。那时候全中国的软件业已经超过100亿元，这其中的60％集中在中关村，应当说基本是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市场入侵者。当然他们的对手也是一样，刘迎建的对手是跨国公司，而王文京遭遇的却是一场地道的内战。
从市场动向来看，有个名叫许正文的人在《试验区报》上写道，1997年中国财务软件产业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转折期。4年前的那场大战之后没过多久，财务软件行业便又蠢蠢欲动。由于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不很高关于财务软件的技术含量，王文京曾对本书作者这样陈述：财务软件在技术上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它的门槛在于运用。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纯技术，而是怎么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系统分析设计规划，它主要的作用是管理技术，是把软件应用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为什么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打不过中国公司？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特色特别明显，非常微妙。就是说它有本地化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它们分别站70％、20％、10％。，所以那些小公司都不甘心用友一家独大。到了1997年，全中国有超过70家公司涉足财务软件的开发，它们包揽了市场上37个产品中的34个，在全国4。5亿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有96％。
关于用友和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的争斗，已被很多人描述过这个故事的最详尽的表述，见刘韧的两本书。一本是《企业方法》，另外一本是《知识英雄》。，它被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