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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决一死战，并不过分。刘迎建把迄今为止赚来的所有钱都掏给IBM。1997年9月第二周，他在IBM的支持下完成了听与写的组合。接下来的情节是这个故事的尾声，也是高潮。他在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违反了自己沉稳低调的本性。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他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一套全新的汉王听写系统研制成功，它是IBM公司的Via Voice与汉王笔输入软件的集成产品。接着他又弄出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他把一群人和一堆计算机弄到电视台的直播室里，让一个专业录入人员操作键盘，又让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生手来使用他的汉王听写。他本人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请来个专家当裁判，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一场擂台赛。毫无疑问，是键盘输了。刘迎建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否则他也不会煞费苦心地上演这出好戏。那些外行的记者全都看得如痴如醉，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宣布非键盘打败了键盘，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首页上。那时候报纸在读者心中还保留着好声誉，不像现在，老百姓鄙夷新闻，却在无形之中受着广告影响，所以汉王广告的铺天盖地都是后来的事。在当时，慧笔依靠广告，而汉王依靠新闻。就像刘迎建说的，新闻价值比广告价值更大。第一批新闻发布在京城报纸上，第二批新闻铺满了全中国。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语音输入和手写输入合二为一、随手写和随意说、无缝链接、自然简便快捷、人人会用、不管男女老幼的声音都可识别、每分钟可输入150字以上。而刘迎建逢人就说：那只不过是平均速度，其实最快的可以超过330字呢。他就是不说，这330个字里有不少是错的，还要一个一个改过来。
这是个重要问题，公开场合中很少有人提到，那就是识别率怎么样？实际上，语音识别是计算机世界的最具诱惑力的问题之一，也是个最深的技术陷阱。全世界无数杰出科学家投身其中，取得无数技术突破，始终不能包容人类口语的无限多样。IBM是最早尝试把语音识别技术应用于中文市场的公司，但是你只有使用精准的普通话，以人类不能习惯的慢速度、最标准的词组，最简单的语句，它才能凑合着听懂。假如你要像个正常人那样说话，再带一点口音，那就全完蛋。
然而市场上的情形真叫奇特：尽管刘迎建本人的技术曾获得无数奖励，但是使他在普通消费者中名声大噪的，却是他买来的一个带着严重缺陷的技术。一个完美无缺的产品常常无人理睬，一个毛病百出的东西却能博得众人喝彩。消费者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拒绝完美，拥抱缺陷。刘迎建把听和写合二为一，利用写的优势去弥补听的不足。当用户发现语音输入的错误之后，他就信誓旦旦地说：你可以用手写来修改呀！这在技术上充其量是个小伎俩，算不上重大突破，但却赢得广告意义的巨大效果。听写组合让汉王有了崭新的形象。IBM的名声，市场对于新鲜玩意儿的狂热追求，消费者对技术的无知，这些客观条件都成了汉王的助推器，也彻底改变了它在与摩托罗拉角逐中的被动局面。人们开始争购汉王听写，每套1500元，也不嫌贵。在接下来的1998年，他们花了2000万元，在1999年又花了6000万元，全都是买汉王听写的。直到今天，这都是普通消费者花在软件上的最大一笔钱。
预言胜利还嫌太早，但刘迎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中国软件业的悲观情绪。刘迎建也不会再说什么大手笔和小儿科了，因为战斗的双方即便不是强弱逆转，也已势均力敌。1998年结束时，《计算机世界》预言，汉王和慧笔将开始新一轮大战。其实最残酷的战斗已经结束。慧笔仍是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就像刘迎建当初的预见，捆绑销售日愈显露出它的弊端。这一年，慧笔与联想分家。差不多同时，刘迎建却和微软做成一笔交易——授权视窗使用汉王。报纸从技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这件事，欢呼这是中国软件的最强音，又说这是软件业未来的希望。然而刘迎建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管未来，他只管现在。如果市场如战场的比喻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现在战场上形势已经对他有利。慧笔退出曾经占领的高地，这让汉王的销量超过慧笔，成为市场第一。刘迎建得意洋洋地对属下员工宣告，花在IBM身上的钱全部回来啦！其实远不止如此，他还足足地捞了一笔呢。
多年以后刘迎建人过中年，本来不高的个子越发显得矮了，两鬓开始发白，依靠一副花镜打量对面，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紫砂杯喝茶。可是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两眼放光，声调激昂，所有紧张、忧虑、焦躁、以及背水一战的残酷景象，全都成了胜利者的反衬。当他冷静下来时，就会说，汉王的成就来源于他的两个正确的抉择：一个是1984年投入手写输入；一个是1997年迎战摩托罗拉。此人一向都是技术至上主义者，矢志使用自己的智慧和激情去改变亿万人的生活。直至来到个人道路上这个偶然的落脚点，他才发现，技术之所以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奥妙不在它的完美无瑕，而是它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找到通向消费者的商业之门。
当中关村还处在混乱无序充满生机的年代时，一些像刘迎建这样的人物极力想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民族创新运动的真正途径。他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开创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公司。他们的成功——无论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持续不断的——让媒体热血沸腾，也吸引了公众和政府。一片每天都在造就创业英雄和财富传奇的土地，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整个国家的资源，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人、社会关系、创造性的思想，当然还有政府权力以及拥有垄断力量的团体，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
在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注意到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其实权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国家经济在过去18年以一位数的幅度增长着，而政府税收的增长却是两位数，仍然入不敷出。中关村的公司交给政府的税款增长更快，在当地政府的岁入中超过三分之一。即使是最迟钝的官员也能看明白，无论于公于私，这都是一块迅速成长的大肥肉，其中油水由于试验区的一项独特制度而加倍丰腴。按照国家既成制度，税务征管机构所得之全部税款，均须依据分税规则，在中央政府、省市区政府和县市政府之间做出分割，基层政府只能得到其中很小部分，倘若因此入不敷出，则中央政府酌情予以补贴。这在我们国家成为基层政府财力拮据的一个原因，也在地方官员中造成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唯有中关村与众不同。早在1988年试验区刚刚建立之时，北京市政府就颁布一项政令，将试验区上缴税款全部返还当地。这一政令在当时被叫做税收返还条款，一直延续至今。它促使每年数千万元现金回流到当地政府手中。
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在1997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这就是当初胡昭广一力推动却遭到海淀区政府坚决反对的那个大管委。大管委正式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在官制序列中隶属市政府，居海淀区之上。然而就政府行政来说，它和当初的小管委并无本质不同。
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发生在调动社会资源以及鼓动社会情绪方面。1997年秋天到1998年春天这段时间，中关村沐浴在一片激昂的气氛中。依靠税收返还条款所得到的资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此前人们一直在抱怨这块土地混乱不堪，房子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肮脏，商家乱七八糟地排列在马路沿上，公司全都躲在灰溜溜的建筑里，卡车轿车自行车行人挤成一团，难解难分。有一次有位领导前来巡视，满脸不悦地抱怨中关村没个高科技的样子，远不如张江那样新鲜靓丽整齐划一当时有机会来到中关村的美国人，显然看到了另外的东西。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米切尔于1997年7月初访华回国后，发表长篇报告说：在北京，我们注意到，在技术园区内为技术商业所做出的努力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制造自动化领域。中国的综合科技资源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市拥有具体科学领域的专长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开发区比上海的先进，因为它包括海淀地区，在那里，中科院、清华、北大已开始成立公司，使学术人员开发的技术商业化。另外一个美国人，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马克尔o艾马，当时也看出，中关村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他在1997年12月接受《北京青年报》网上采访时说：中国北京有个中关村，是很出名的，中关村市场上的计算机价格，非常便宜，性能又比较好，可以说价廉物美，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这种情况已经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张江原本是上海市郊一片广袤的农田，政府在1992年把它圈起来建设高科技园区，其情形有如毛泽东早年赞美国家一穷二白时说的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然画家不是别人，是政府。所以张江的一切——道路、桥梁、楼宇、花园，都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中关村不是白纸，而是一幅图画。一眼望过去，这幅图画不仅不美，还很丑陋，涂满乱七八糟的线条和色彩。就像我们此前的叙述，中关村的历史是开拓先于规划。在政府的意志进入之前，创业者已经干起来了。这是它与外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最大区别，也是它的伟力之所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拒绝美丽和秩序的理由。所以大管委会接管中关村行政权力之后的第一个决心，就是要让中南海的领袖们再次来到这里时不会留下难看的脸色。这是一个毁掉一切从头再来的年代，而1998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