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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计算机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王江民却极为罕见地开创了大器晚成的先例。除了身体残疾，他的教育背景也是先天不足。他在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工厂做工，一开始干的是机械设备，后来又做光学仪器。他依靠业余学习弥补知识的匮乏。他在早期获得的最重要的荣誉几乎都同他的先天不足有关，包括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和全国自强模范。如果时代不曾改变，他的名字就可能永远只留在身残志坚的光荣榜上。
但是计算机改变了这一切。1989年王江民花800块钱买来一台中华学习机。这一年他已38岁。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他的电子学知识几乎全部来自童年时代自己动手安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又过了一年，他才有了一台真正的个人计算机，那是IBM8088。他开始学习Basic语言。我没有感觉我老了，也没有感觉我不行，他说，只感到英语基础不好。一开始，他是为了教育他的刚刚上小学的孩子。他把小学初年级的数学和语文课程编成教学软件，刊登在《电脑报》上，卖给对它有兴趣的教师。那时候出卖软件不叫卖，而叫交流。《电脑报》与他达成协议，每交流出去一套软件，付给他25元。这样的交流持续了三个月，王江民得到800元。因为这次成功的交易，他意识到软件是可以挣钱的，而且挣的钱远远高于工资。他再接再厉，开始为工厂开发工业控制软件。有一段时间，用户总是抱怨他的软件不好用，他以为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但很快就发现有可能是一种病毒居中作祟。当他用手工方法把病毒除去之后，问题立即解决了。于是他设法再现自己的杀毒过程，这成为他的第一个杀毒程序。
计算机病毒的出现有好多年了，即使在国内，至迟在1989年也已见诸公开报道。所以王江民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试图杀除病毒的人。但在此前几年里，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拿硬件来对付病毒，也即所谓防病毒卡。到了1992年，市场流行的防病毒卡超过50种。王江民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对这一技术方向提出挑战的人。在他看来，病毒正在通过软磁盘的途径向外传播，为防病毒卡不能解决。1994年，王江民为自己的一个新程序起名KV100，这意味着他的杀毒软件已经可以杀死100种病毒。有趣的是，当时流行的防病毒卡是一种一经使用便无法更改的硬件，而KV100却拥有手工添加新病毒特征的功能，这让它具有了打败所有防病毒卡的优势，其商业价值立即显现出来。KV敲响了硬件防毒卡时代的丧钟。王江民的早期杀毒故事，也成了日后中国欣欣向荣的杀毒软件历史的无可争辩的源头。
他的防毒事业一日千里，其速度之快，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没想到这样火，他有一次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财富积累得很快，商业知识的积累更快。他开始制定自己的销售规则，把KV每套定价120元，如果有谁能够一次进货超过5000套，他便将每套的价格降到100元。对于中关村的那些小商贩来说，价格的确很诱人，但条件也够苛刻，于是他便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向他购货。这在中关村有个说法叫拼货，意思是诸多商家把自己的订单组合起来，以求获得更低的进货价格和运输成本。王江民并非这一商业手段的发明者，但他却是第一个大张旗鼓利用这一手段来拓展市场的软件程序员。
1996年10月，有人把宏病毒寄给他，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这宏病毒当时席卷全国，专门危害Word的使用者，所以很快成为一个大事件。这一年剩下的两个月里，王江民紧锣密鼓，昼夜苦干。1997年1月13日他走出房间，宣布大功告成，然后把他的KV300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
不用说，他阻止了宏。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穿着逛里逛荡的西服、千方百计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的外省人了，他成了中关村的英雄。记者们都来访问他，把一连串耀眼的头衔给他戴上——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头号反病毒专家、杀毒行业领军人物。那时候至少有13家公司涉足反病毒软件的生意，全都望尘莫及。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失时机地往别人脸上贴金。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他对前来吹捧他的记者说，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他越是吹捧别人，别人也就越是当他英雄。有些曾经受到病毒侵害的人们现在联合起来，通过互联网高声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为王江民奠定杀毒领袖地位的事件，不是抗击宏的入侵，而是这位反毒英雄居然成为一次病毒爆发的始作俑者。根据作家李建军的叙述，这是1997年春天发生的一个轰动整个国家的故事。
事情肇始于王江民的竞争对手沆瀣一气，高效运转，打算除掉这个妨碍他们的人。此辈人数不多，但却个个内行，拥有可怕的能量，从不隐瞒自己就是病毒的制造者。1997年4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毒岛论坛，放马过来，严厉指出KV300的弊端，打开密码，把一套专事盗版的工具公开出来，还为它起了争锋相对的名字——MK300V1。盗版KV首先出现在中关村的市场上，有如病毒到处蔓延，直达南方的深圳、北方的哈尔滨和西南的成都，个个带着加密点，就像正版一样。有一段时间顾客盈门，全都拿着假货来索赔，比购买真货的人还要多。
不用说，王江民现在面临一场战争。此人对付病毒游刃有余，对于盗版却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执法部门行动迟缓，根本不能与盗版商的狡诈相抗衡。万般无奈之中，王江民决定铤而走险。这以后的他，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以毒攻毒、除暴安良的孤胆英雄。当然他制造的病毒不叫病毒，而叫主动逻辑锁。他把它埋藏在KV300L 网上升级版中，专门攻击那些以盗版工具MK300V4开发出来的假货，而且手段极为凶残，一旦确认有人使用假冒KV300，当即发作，令整台机器锁死。
几星期后，他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他的不择手段引起舆论大哗。争论的焦点是，个人和企业有没有资格打击盗版？中关村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事件能够引起如此普遍的激动。两军阵线分明，王江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批评者看来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打击盗版是政府执法者的事。王江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他的抱怨很快就被证明不是无病呻吟。公安机关追究盗版商的违法行为显得很无能，但是追究王江民却十分有效，而且公正。他们认定王的行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不过，这是为了打击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情有可原，所以决定不追司法责任，只罚款3000元了事。
这个故事被人叫做L 事件。它导致王江民名声更振，还确保KV杀毒软件在以后几年里进入销售高潮。王江民用非法手段奠定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他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中关村甚至整个国家的软件技术向前发展，这是利益驱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例证。
我们今天回看中关村的全部历史，可以发现，每隔10年，就会有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起来，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往前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信息技术产业的10年定律：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三次技术浪潮前赴后继，彼伏此起。1996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恰好是个交汇点。第一次浪潮行将结束，第三次浪潮刚刚涌起，在这两者中间，第二次浪潮进入高峰，来势汹涌，站在潮头上的那个人，正是我们此前提到的杨元庆。
最迟在1996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微机超过paq、IBM和HP，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三倍，但要说市场份额，当时连paq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在公司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野心。属下的一群年轻人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重新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要不要修改采购流程，要不要寻找新的供应商，然后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公司总裁室，也让员工人手一册。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杨元庆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这是真的。他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全部信息。他在寻找战机。他知道公司的未来依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
价格仍是最有力的武器，就像两年前一样。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这些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英特尔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技术上旗鼓相当的芯片，又让价格略低一筹。他们的追随＋低价的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那个庞然大物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备尝酸甜苦辣。
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杨元庆在2月1日接到报告，英特尔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MHz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到195美元。接着又有新消息传来：在未来3个月，奔腾150MHz芯片也将降价。一切迹象全都证明，英特尔试图在奔腾芯片上孤注一掷，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