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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这些钱远远不能让他满足，却使他信心大增。他在两年后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电子部第六研究所。他早被深圳弄得心猿意马，无法端坐实验室中，只想到市场上去大干一场。这想法与六所所长李曼俊不谋而合。如前所述，李曼俊在长城0520的开发中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现在又很痛快地借给许瑞洪28万元，让他去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此人从深圳到北京，兜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如今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手上小有积累之后，许瑞洪立即离开李曼俊的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垄断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曼俊那笔钱还清。这李曼俊也非等闲之辈，已经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所以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资。
糟糕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捅破一层窗户纸，那就是，华科公司的资产究竟属于谁？我也没有办法啊，许瑞洪后来说，连我自己都是六所的人。像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正站在新世界的入口处，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完全想像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华科从此便和政府有了一种扯不清楚的财产关系。这是一粒悲剧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生根发芽。
许瑞洪牢牢控制着自己的生意，令人羡慕。他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社会需求，也让自己势不可挡。全国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建了高楼大厦的人，想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全都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打算自己制造，结果还真的被他干成了。这是1990年。许瑞洪后来一直说，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是华科牌程控交换机，就是指这件事。
说第一，也许不算夸大，但若说自主开发可就有点吹牛。原来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当时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回身跑进清华，领来一堆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块，还管一顿饭。一切就绪之后，就把进口组件搬将进来，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断。这位昔日的教师、今天的老板，利用自己的专业交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个商标，叫华科100。一个暑假装起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连个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尽管没有生产许可证，但是却有政府这棵大树撑着他。六所隶属电子部，而华科隶属六所。这种裙带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政府的技术鉴定会。为了这个鉴定，许瑞洪花了2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他觉得很值。因为他获得了合法生产的资格，还让华科名扬全国。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说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就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此后三年，许瑞洪大步前进。身边有个联想，曾经做出同样的程控交换机，却因迟到一步，步步跟不上，很快就被他甩掉了。但是在南方，有个人正盯着他。他叫任正非，是个后起之秀。他领导的华为公司咄咄逼人，正在吞噬长江以南的市场。但它毕竟年轻，又远在天边，没人想到它会取代华科，占领全中国。
1994年是许瑞洪最风光的一年。公司的销售额已有好几亿元，带来至少6000万元的纯利润。许瑞洪离开了那间小公寓，搬到上地产业基地。新公司占地10000平方米。他给它起个名字叫瑞洪大厦，把它当做自己事业的里程碑。这座碑的很多地方是他亲自设计的。楼前有个花坛，坛中有个喷泉，和着曼妙的音乐喷涌而出。前厅硕大无比，四围镶嵌着花岗岩和大理石，光彩夺目。一排宽阔的滚动电梯伸向二楼。他本人在一层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一砖一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他花了1万元买来一把老板椅，花了10万元买来一个大浴缸。他坐在这里指挥公司，运筹帷幄，还接待了至少8个国家的元首。他对那些惊讶不已的外国客人讲述华科之路，吐沫星子乱飞，当然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们，楼前那个鲜花盛开的庭院是他自己设计、浴室里的那个水龙头是真金镀成。
所有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公司都是要垮台的，华科也不例外。如果许瑞洪真是商业世界中一个出色的投机者，那么他早该意识到，缓慢逼近的危险比突发的危机更可怕。可惜他不是，他的沾沾自喜和挥霍无度，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他头上。
事实上他的确是一步一步地跌进深渊里去的。当初他来到上地，用了两个小时就决定买下10000平方米土地，来建造他的瑞洪大厦。很显然，政府开发上地的诱惑以及他本人的好大喜功，正在把他引向悬崖边缘。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92年公司5周年生日那天，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