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驼娉希宋夷敲炊嗟墓适潞退枷搿＞」苋绱耍抑兰且渫ǔ＜性痈鋈饲楦校一嵋蚴奔涞耐埔贫睿曰褂煤芏嗑Σ樵脑甲柿稀ＳΦ备行恢泄卮骞芪岷秃５砬牧斓颊呙牵俏铱帕肆礁稣蛋甘业娜课募妨稀Ｒ灿Φ备行恢泄卮逶扒颈嘈葱∽榈哪切┳ㄒ等嗽保前炎约赫莆盏淖柿虾廖薇Ａ舻厝梦沂褂谩Ｍ蔽一挂行换チ约叭沼墒斓乃阉饕婕际酰梦矣锌赡芨咝实卣莆展呗壑械挠泄夭糠帧＞俑黾虻サ睦樱蔽矣冒俣人阉髦泄卮澹涟娴氖焙颍突嵯允局辽�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上，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绑在一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个星期，他眼看万润南把公司一步步拖进政治深渊，第一次对他钦佩的这位老板产生怀疑。当后者终于匆匆逃亡、公司所有高级经理全都张皇失措的时候，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那种异于常人的禀赋，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在这危机关头，他以特有的胆魄和几分赌徒心态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