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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颐路两厢大兴土木，圈出0。7公顷建造中关村海关大厦，圈出1公顷建造新技术产业大楼，圈出3公顷建造四通大厦、紫光大厦、中科大厦。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政府的计划书上说，要建造十大建筑，让它们沿街展开，形成一条8公里长的产业带。在这产业带的最北端，上地已经把自己的土地卖出至少40％。
王思红开发上地有功，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接替胡昭广，成了试验区的第二任主任。胡昭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这两人的交接程序，有个环节不能不提，就是胡昭广命令他的继任者盯住100亿元总收入。这是1992年市委书记陈希同交给中关村的任务，本来要在1995年实现的。而胡昭广却在一份文件的空白处写下，1993年一定完成，结果还真叫王思红给完成了。喜报传到市委市政府，也成了会议上最得意的话题。北京市政府受到如此鼓舞，决定再接再厉，要在北京城再圈出几个中关村来，把东边一个叫做酒仙桥的老旧电子工业区圈起来，把南边的亦庄圈起来，把西南的丰台圈了一个边，把北边的昌平圈出一个角，全都划进中关村试验区。这样就把北京城的四个角全都占满了。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巡视开发区成了陈希同最重要的事。5月5日陈希同去了一趟北京大学。校长告诉他，把校园的南墙推倒了，要让大学和中关村大街连成一体。书记一高兴，就让随行记者昭告天下，圈出一块11万平方米的土地给北大建造生物城。7月1日他去了一趟清华大学，在南门外面圈出224亩地给学校建设清华科技园。这时候，中南海刚刚颁下文件，命令地方政府刹住圈地热，他可一点也不在乎，逢人就吹嘘他的一区五园，意思是，中关村不是一个，而是五个。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这位书记只有2亿元以下的审批权，结果他把一个10亿元的工程拆成5个2亿元，连续批了5次。这清华大学本是属于中央政府的，非他管辖，又加上科技园的建设预算高达30亿元，实在不好意思拆作15次。于是他召集属下官员，要大家想出个越俎代庖的办法来。结果会议决定，这是清华大学的保留用地，早已列入北京市的规划啦。
当时官员们就是这样自行其是，四面开花。然而最能说明中关村的扩张局面的故事，莫过于它的北海方面工作设想。北海是个海滨小城，远在广西，这一年成了一块炙手可热的土地。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如今官员出行，总是假借公务之名，旅游休闲。那时可不是这样，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有川军、湘军、琼军、黔军、滇军，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报纸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23个省市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如果是真，那可是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了。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已有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些人是从中关村来的。根据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关村的北海计划在1993年4月启动。当时一份主任办公会纪要如此写道：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全局中，广西北海的工作是一个组成部分，又说，这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大开发区战略思路，结合北京、沟通北南。为了完成这样的大业，计划书说，需要注册广西北海分公司，兼有北京开发区驻广西北海办事处职能，同时注册北京分公司，以呼应北海的各项工作。什么工作呢？根据同一次会议的决定，就是实地考察已购置的土地。
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调控工具，银行，却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泄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档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朱镕基副总理力主对急速膨胀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现在不说治理整顿，改了个说法叫宏观调控。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然而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他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原来的行长撤了职。原先银行不过两个月工夫，就把全年货币计划的80％发了出去。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全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这位行长不买朱副总理的账，还是银行不买行长的账。换了旁人，一定不了了之，可是朱镕基不答应，他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司法部门迅速介入进来，调查银行官员种种胡作非为的勾当。
这样一来，就把一把大火烧到中关村来。
中关村从来是个惹是生非之地，但是像1993年这样闹得举国震惊，还真不多见。这样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根据保存至今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年从春到夏，中关村手忙脚乱、中南海大发雷霆、公安部紧急出动、不少高官和新闻记者锒铛入狱、20万个满怀发财之梦的投资者成了一场骗局的牺牲者，不免痛心疾首，这一切都是源自一个39岁名叫沈太福的人。此人后来企图化名逃脱，却被跟踪在后的警察抓将回来，经过一番审判之后被处决了。
沈太福是个东北人，那个地方的不少人天生一副无法无天的本性，而沈太福又是他们之中最无法无天的一位。他在1989年春天来到中关村，在这里注册了他的公司——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到处吹嘘他的平淡的过去，夸大自己的成功。他原是长春市政府里的一个技术员，但他的专长并不在技术，而是串通一大帮人来造就声势浩大的局面。1992年5月，他宣称掌握了新一代节能电机的技术，其节能效果可达70％，同时悄悄贿赂几个政府官员来为他铺路。于是这一技术很快获得国家级鉴定，被媒体说得神乎其神，人人惊讶。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就这样拉开序幕。他把长城机电的名字广告天下，又说自己的技术拥有无限前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有些记者拿了他的好处，让他使用他们就像使用自己的秘书一样得心应手，还为他编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齐创长城锦绣未来，共享科技丰硕成果。他告诉那些满怀期待的听众，只要在他的公司里投入最低限额5000元的资金，就可以获得每年24％的回报。这比当时国债同期利率高出一倍多。
在一个正常清醒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投资神话。但是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激进气氛和沈太福的相当老练的计划面前，人们全都信以为真。为了把投资者的最后一点警惕心也彻底瓦解，也为了躲开银行管制，他决定让自己的行为披上官方外衣。于是他去讨好国家科委的那些官员。他的圆滑的恭维技巧和金钱，很快搞定了一位名叫李效时的副主任。后者准许他以技术合作之名大肆募集资金。这在沈太福可真是一箭双雕——既有了官方授权又有了合法资格。
他在海南小试牛刀，20天获得2000万元；接着转战自己的老家长春，又获得4200万。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足以叫人眼红。沈太福的一份自我标榜的报告也在各地政府流传开来，那些急于赚钱又被蒙在鼓里的官员如同看到大财神，纷纷举起双手来拥抱他。河北省的一位省长说他是大胆尝试，国家科委法规司的一个司长说他是一个新方法。全国各地超过20家报刊把沈太福刊登在要闻版上，当做英雄，都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创举。在如此巨大的鼓动之下，沈家军势如破竹，到1993年2月，在北京签订了18028份技术开发合同，与此同时还席卷16个大城市，至少20万人投资其中。沈太福频频光顾自己设在中关村的集资柜台，游走在全国各个城市，在那里会见投资者，请他们放心。较早进来的人还真的按期收到分红，其实这些钱全都来自那些后来的投资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骗局，投资者拿自己的钱给自己分红，却以为抱着一棵摇钱树。人们口口相传，都说长城将以全部资产担保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可是没人知道，这公司的注册资本当时只有260万元，而他们交给这个人的钱已经超过83374万元。
然而根据报纸发表的消息，事情刚刚开始。因为这才牵涉到一个电机技术，而长城集团还有300多项科研成果要转让。有个报社编辑为此加上一段注解：它成功地打破了依靠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推广科研成果的单一模式，为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找到一条非常现实的捷径。对于那些银行官员，这位编辑振振有词地劝告他们不要紧张，中国人的储蓄已达1。5万亿元，几千万元，甚至几十亿元，能是几分之几呢？
像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骗局一样，在开始时它看上去非常逼真，非常灵验，但是随着主其事者的得意忘形和胡作非为，骗局迟早会崩溃。长城公司也不例外。如果沈太福真是一个出色的骗子，他就应当知道占了便宜是不能再卖乖的。然而他不是，他陶醉于眼前的荣耀中，一边巧取豪夺一边还要自诩为改革先锋，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没有想到，为了自己的成功就去威胁别家的利益和权威，将会受到顽强反击。
1993年2月，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他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政府和银行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所适从之后，很快醒悟过来，紧锣密鼓地展开第一轮阻击。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指出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