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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陶，名叫陶义，给高政委送材料来的。”
老太太慢慢地打开了门，陶义首先向老太太问道：“阿姨，您好！高政委在
家吗？”“你是……”“我叫陶义，是叶鸣让我给高政委送材料来的。”“啊！老高不在家，他去参加一个会去了。”“高政委不在家那就不进去了，请把这材料交给高政委就是了，他知道的。”
老太太也没有说请他进来坐一坐的客气话，便说了一声：“行，你把材料留
下吧，等老高回来我转交给他。”
“高政委看过之后，如有什么问题的话，请给我打电话。”陶义说着便将材
料交给了老伴。老太太伸手把材料接了过来后说道：“等老高看后有什么情况时，再和你联系，你把联系的方式留下吧。”
陶义把早已准备好了的写有电话号码的一张纸条交给了老太太，说道：“这是军总部大院传达室的电话，让他们转达上访的陶义就行。”
老太太问道：“他们会传达吗？”陶义回说：“没有问题，他们会传达给我的，他们都认识我。”老太太说：“那好吗，我就不留你了。”陶义说：“谢谢阿姨了。”说完就转身走了。
老伴关上门，进得客厅来，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高大川。
高大川问道：“他没有说怎么联系法？”老太太说道：“他给了一个电话，”
“他还有电话？”高大川纳闷地反问道。“是传达室达室的电话。”老太太说。“传达室的电话能找到他吗？”“他说能找到，他说传达室的那些人都认识他，让他们转达就可以。”
高大川打开信封取出材料，好家伙，厚厚的一大本材料，初步翻了一下便放
在写字台上，这么多只能是找较集中的时间来看它。
第二天，没有什么活动，吃完早饭后，他便认真地翻阅着陶义送来的一叠一
叠的材料。翻开了陶义的材料，一个兵的诉说就在高大川的眼前慢慢展开了……
高大川家的书房里，高大川坐在那里微微闭着眼睛，正在用手揉摸着眼睛，因为他一鼓作气看完陶义那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之后，两只眼睛显得有点疲倦，自然地闭着眼睛，想轻松一下眼神。可是，陶义诉说的声音，却不断地在他的耳边回响着，他仿佛听到一个男孩落地的哭声，老人家的欢笑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吼叫声，还有那部队“双开”决定的宣读声、陶义和江花以及全家无奈的抱头痛哭声……这些声音在他脑海里共鸣，像是一部悲愤交响曲在他心中振荡。与这些声音相伴随着的一个个画面，像放电影片子一样，一张张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滚着。
高大川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些画面，更不愿意听到这些声音，他只好把疲劳的眼睛再慢慢地挣开，又端起了刚刚放下的茶杯，慢慢地喝了两口茶水，似乎是想借喝茶水来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但是，无论怎么也抑制不住他心中那股不平之气，心潮总是像大海的波涛，不停地在他胸中涌动着……他不禁回到了难以忘记的“文化大革命”那激流滚滚的浪潮之中——那是１９６６年的春天，北京正展开了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三家店”的斗争……军乐团院里，在清查“三家店”的流毒和影响，这时，高大川脑海里面浮现出了当年发生的几个场面：
领导正在和高大川等几个人谈话，那位领导说道：“现在的形势你们都知道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被擢穿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你们几个人都是吴含的学生，必须好好地检查自己，要自觉自愿地、彻底地与他划清界线，消除毒害，首先，应当把他们的所谓的著作，彻底清除掉，以表示与他们彻底划清界线的态度和决心。”
高大川在傍晚时分，正在大院外面野地里焚烧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著作，以及电视大学的教材、课本等东西，他手拿树枝慢慢地拨动着正在燃烧着的一堆书本，火苗在黑暗的夜色中闪动，忽明忽暗地照在他那张呆木的脸上。
他被派到河北省邢台地区沙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邢台县大礼堂正在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大会”，礼堂里坐满了听报告的人，高大川也在其中，台上一个县委的领导正在作报告。突然间，那座木结构的大礼堂咔嚓咔嚓摇动起来，大家正在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台上报告人喊了一声：“地震！快跑！”人们急忙而慌乱地往外跑着……
高大川正挑着一担水往山坡地里走，到了地里放下水担子，然后拿起锄头锄地，他心中回响着领导的谈话声：“你们要好好劳动，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愿意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划清界线”……
正当高大川沉浸在沉重的回忆情境中时，小玉进来做家务，她看见高大川坐在那里发呆，便问道：“爷爷，您在想什么呀？”小玉的喊声打断了高大川的回忆。“没有想什么，只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高大川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过去的事，过去的什么事呀？让您想得那么投入。”
“那是你们这一代人不曾经历过的事。”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事？什么事呀？”
“文革。”“什么文革呀？”小玉边干活边追问道。“文革，就是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化大革命，革谁的命呀？”“是啊！到底是革了谁的命呀？”高大川自己也重复问了一下。可小玉没有再追问，高大川随后又自言自语：“闹了十年，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破坏了鱼水般的军民关系，给人民带来了无数痛苦，给社会留下了许多一言难尽的、至今仍隐隐作痛的创伤。”
小玉有些听不懂，再看高大川爷爷也不理她，干革命完屋里的活后，便不吭不响地出门去了。
高大川还情不自禁、心中自言自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
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首先，实施了“拨乱反正”工程，以抚慰人民心中的创伤。这些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是，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单位，在一些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动不动就整人的流毒和残余，就是我们的部队，也不例外，眼前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兵超生按党和国家的政策处理就是了，何必把它搞成敌我矛盾，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呢？！对反革命还是给出路的政策嘛，他还是一个兵啊！毛泽东同志说过，如何对待一个兵问题，是个原则问题。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一个兵？为什么要置人家于死地呢？再说，人家地方政府都出了证明，他并不属于违法超生，为什么还要如此般地整人家呢？看来要彻底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恢复“文革”以前那样的社会风气，恢复那时的党风，特别是要恢复我们人民军队那种优良传统作风，其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还是需要时日的啊！我们的国家已经是进入第二个春天了，可以说寒冬已经过去了，可是有些地方还有残冰碎雪，尽管是些残冰碎雪，可还是那样的凛冽刺骨啊！”
这时，高大川像是突然想了什么似的，又重新翻开了陶义材料中，县政府关
于江花不属于违法超生的证明，他的眼睛盯在了“陶义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１９７２年在施工中不幸牺牲，被授予“英雄”那段话上。高大川顿时想起了当年一段难忘的往事……
那是七十年代初，高大川在陕西建设“大三线”的1101工程指挥部军管会工作，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阳安线”代号称1101工程，是当年我们国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
备荒为人民”和“反修防修”时，为加强大后方建设而修建的一条战备铁路线。该线西起陕西省阳平关，与宝成铁路相连接，东至安康，与襄渝铁路相连接，全长360余公里，横贯陕西省秦岭以南的整个陕西南部地区的一条电气化铁路。该线隧道和桥梁加起来的长度，约为全线总长度的四分之一，最长的隧道为两千多米，最高的桥高达60多米，地质状况也很复杂。因此，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塌坊事故，工人们施工非常艰苦而危险，伤亡率很高，整个工程完成下来，平均每公里（包括民工和当地老百姓在内）几乎牺牲一个人，代价是相当大的。
阳安线工程是中央和国家的一项重点工程，当时正是处在“文革”期间，为
了保证工程不受社会上造反运动的干扰，中央对该工程实行了军事管制，专门成立了以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为主任、西安军分区政委为政委60余人的军事管制委员会，高大川是该军管会的一名军代表。
阳安线铁路的第一道关，就是离阳平关旁边的银平山隧道，这条隧道全长
1600多米，南口方向是阳平关，北口临江，出口又是桥，过了桥又是隧道，两山之间是一条河，河的两面边，山岩陡峭，十分险峻。上级要求1971年“七一”前全线贯通，他是分工蹲点负责银平隧道工地的军代表。
阳春五月，春光明媚，雨后乍晴的银平山，青翠如洗，似一道画屏横亘在蓝
天碧野之中，是那么美丽清新。
银平山隧道全长1650多米，是全线能否完成的第一道关口，为了能确保全
线能按时通车，他曾经五个作业班、共四十个小时没有离开工地，坚守在现场，和每一班工人同志们战斗在一起。
那一天，和往常一样，工地上车流人涌，红旗飘飘，风枪声，爆破声，响彻
山谷，一片繁忙景象，为七一全线贯通而奋战着。忽然间，民工和工人们纷纷从施工的隧道洞里往外跑，我当时正在工地上，见此情景，顿时紧张起来，便高声问道：“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工人们报告说：“高代表，塌坊了！”
“塌坊了！”这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