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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舍本求末，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关系社稷存亡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就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热情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
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骢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骢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徕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这时宰相杨廷和已死，他的儿子杨慎继承乃父的遗志，成为大礼义事件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骢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横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象被皇宫吞没了一样，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见面，国家行政因此陷于瘫痪。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
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宫门外集体请愿，应该哭得更为响亮，但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甚至一个人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好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党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党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好也坏；党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党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党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牛党全是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按理应该比靠祖宗福荫不学无术的李党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如果不涉及到党派他们确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如牛僧儒的节俭廉洁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内部堪称典范；可一涉及到党派之争就立即丧失理性，其偏狭短视比李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比李党邪恶百倍连牛党也从心底蔑视的宦官结盟。事实上在党派之争中，只要能有效地打击敌对的政党，士大夫就是连毒蛇也愿意与之结盟，即使明知在打败政敌之后自己也随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荐下入朝就任宰相；牛党巨头李宗闵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为宰相。两党巨头短兵相接，李宗闵因有宦官的支持显然占有上风。只几个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职位，牛僧儒回朝担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