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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方向、目标、速度和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指挥员决定的。
由于指挥水平存在着差别，交战前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作战中释放出的战斗能量可能很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因使用不当有些被白白消耗掉了。交战前力量较弱的一方则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战斗能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在正确的指挥下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于是，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当后者在作战中实际释放的有效战斗能量强于前者时，就可以战胜前者。可见，强胜弱败的强和弱，是就交战过程中实际发挥出的战斗能量而言的；弱能胜强的强和弱，是就交战前的静态的潜在的战斗能量而言的。由于处于潜在状态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所以，以弱胜强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变为现实性，要看条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指挥。
军队作战指挥与故斗能量释放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正常的指挥使战斗能量按正常值释放；高超的指挥使战斗能量超常释放；错误的指挥使战斗力不能正常释放，或战斗能量释放出来产生破坏效应。比如，作战中国协同失调，航空兵突击了自己的步兵阵地，高射炮击落自己的飞机等等，都属这种情况。部队之间误打误伤，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果敌我双方的指挥都无懈可击，
那么交战前力量软弱的一方就不能以弱胜强，要想以弱胜强，必须“一把斧子两面砍”：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使己方军队的作战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诱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阻碍其作战能量的正常发挥。欲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就要运用军事谋略和谋略得以实现的手段，其中包括欺骗手段，以种种假象迷其耳目，乱其心智，使其视真为假，视假为真，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舍此别无它途。军事欺骗对于以弱胜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通过诱使敌军指挥失俟，促使敌军实现由强向弱的转化。
三、作战效益与军事欺骗
如前所述，弱军要战胜强军，只能智胜，不能硬拼。而智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迷惑、欺骗敌人，使之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然而，这决不是说，军事欺骗只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强者对军事欺骗的依赖性不象弱者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强者对军事欺骗的追逐和利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在起作用，即：企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同商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反映了经济效益一样，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比值反映了作战效益的高低。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使强者和弱者一样钟情于军事欺骗。因为他们知道巧妙地实施军事欺骗使对方上当受骗，会使胜利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
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在定下战争决心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还有除战争以外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其他手段；能不能打赢；预期取得的胜利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倘若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战争。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发动过一些“错误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因得不偿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战争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具体到一个战局，一次战役战斗，也要对得失进行权衡。当然，所得和所失不能只看兵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而要联系全局来全面考虑。比如，以伤亡500 人的代价夺取一个只有200 名守军的孤岛，孤立地看似乎得不偿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小岛可以作为登陆作战的前进机场和补给基地，付出这500 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这是战役战斗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它告诉我们，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比追求胜利的动机，对作战行动的支配作用更强。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胜利，同只管生产而不计成本一样，是不明智的，弄不好还会产生负效益。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入不敷出，实力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外电评论，“两伊战争没有胜利者”。
由于成功地运用军事欺骗总是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战效益，所以，强军并不因其强而轻视军事欺骗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波兰的进攻是以强凌弱，完全可以以力胜之。但是，德国为了速战速胜，并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大放和平烟幕，极力麻痹波兰，在一片和平气氛的掩盖下，秘密地完成了战争准备，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很快便突入波兰腹地。波军在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损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德军只付出很小的代价。1945 年，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也是以强击弱。但苏军并未因其强而打堂堂之阵，而是采取了大量的战役伪装措施，巧妙地掩盖其战
役企图，使关东军对其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突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苏军打了一场“真正的闪击战”。如果打堂堂之阵，苏军也能打胜，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损失将会大得多。J973 年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战前采取了大量伪装欺骗措施，麻痹了以军，使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粹不及防，埃军原计划强渡运河可能要伤亡2。5—3 万人，实际仅死亡208人。军事欺骗对提高作战效益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以聚克散与军事欺骗
古今中外一切聪明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用兵。“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这是中国古代兵书的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时曾指出，这位一度威震欧洲的军事人物的“秘诀在于集中”。列宁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美军《作战纲要》把“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足够的兵力兵器”列为赢得战斗胜利的四大先决条件的首条。苏联出版的《战术》一书也把“在需要的时候在主要方向上坚决集中军队的基本力量”作为现代合同战斗艺术原则之一，并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对以往大多数战斗和交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种军事理论反对集中乓力。人们不仅要问：既然集中兵力是一条通则，敌我皆知，古今亦然，那么，战场上岂不总是以集中对集中吗？其实不然。
一方面，集中兵力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可以调动？有没有必要的时间完成集中？有没有适当的战场空间容纳集中起来的军队？等等。另一方面，集中兵力的过程时常遭到对方的阻挠和破坏。因为作战双方在集中自己兵力的同时，总是竭力分散对方的兵力，破坏对方的集中。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集中乓力的主观愿望常常不能如愿以偿。所以，战场上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并不很多。比较多见的倒是一方集中，另一方不集中。双方指挥员斗智斗法，其水平高下，主要看在集中自己的同时，是否善于调动分散敌人。如果只懂得集中自己的力量，不懂得分散敌人的兵力，结果就会形成以集中对集中的局面。只有把集中自己与分散敌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孙子所强调的集中兵力，就是和分散敌人相联系的。他在《虚实篇》中写道：“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里所说的就是用示形欺骗的方法来分散敌人，同时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优势。在西方，菲德烈大帝甚至认为，“为将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懂得怎样分散敌人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军事欺骗。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强调，要利用各种欺骗手段，分散敌人的兵力，改变局部敌我力量对比，从而以集中对分散，以强大对弱小，战而胜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总体上每次都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善于诱敌分兵，所以在决胜的局部上形成了对敌优势。如第一次反“围剿”，从全局看是敌以十万对我四万，但在打张辉琐时，是我以四万打敌九千。解放战争头两年，我总兵力不如国民党军队，但却打了许多以多胜少的歼灭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猬集的敌人拉开、拖散。分散敌人的方法很多。或分兵一支，佯装主力，威胁敌人的要害部位，迫敌分兵；
或以假分散诱敌分散，待敌分散后再突然集中攻击；或模拟部队在相关地区集结，多方牵制敌人，使敌“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或以小部队的佯动和佯攻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分散敌兵力火力，等等。总之，有计划地分散敌人是实现以聚克散的关键，而分散敌人又主要依赖有效的军事欺骗。不懂得军事欺骗的奥妙，就不会有效地分散敌人。
五、战场造势与军事欺骗
战役作战十分讲究造势。战场就象个大棋盘，战役发起田，双方指挥员频频调兵遣将，谋势造势。造势虽不是正式的撕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利的“势”标志着胜利的归向和发展的趋势。在战场上造成有利于我的“势”，就能进退自由、游刃自如，致敌于进退维谷、捉襟见时的境地。特别有利的“势”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它甚至可以使敌不战而降。例如，1949 年平津战役中的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形成了国民党守军西窜无路、南逃无望、大势已去、战也枉然的“势” 。
要谋势、造势，就要调动、部署部队，作种种机动：行军、开进、驰援、迂回、包抄、渗透、退却、转移等等。从战争实践看，“走”的时间往往比“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