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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欺骗敌人的同时防止被敌人欺骗
孙子强调将帅要审时、料敌、慎重决策，以及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反映了他对敌人施计用诈的警惕性。在战场上，我骗敌，敌亦骗我，在欺骗
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被敌人欺骗。关于反欺骗问题，兵法中多处涉及，比较集中的是两处，一是《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戒”，二是《行军篇》中的“三十二相敌”。“用兵八戒”中的“佯北勿从”、“饵兵勿食”两条，明确告诫人们，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饵兵不要去理睬，反欺骗的意思十分明显。“高陵勿向”与“背丘勿逆”，表面看与反欺骗不搭界，实际上，敌人占据山地或背靠高地，倚地形之利，等我来攻，多少有诱我就范的意思，对此种敌人“勿向”、“勿逆”，就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反欺骗的关键是搞清敌人的真实情况。为此，在《行军篇》中，孙子列举了几十种“相敌”之法。这些相敌法，有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更多的是透过假象看本质，因此，是反欺骗的重要方法。例如：敌人离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人使者措辞谦逊却又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措词强硬而军队又作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动，部署在翼侧的，是在布列阵势（“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敌人兵卒奔走而摆开阵势的，是期待同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半进半退者，诱也”）；敌人营寨上集聚乌雀的，下面是空营（“鸟集者，虚也”）！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夜呼者，恐也”），派来使者谈判，措辞委婉态度谦逊的，是敌人想休战（“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敌人愤怒向我前进，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提出的相敌法，是对当时战争经验的概括、总结，其中许多今天已不适用。然而，孙子透过假象看本质的反欺骗思路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上几点虽不能囊括孙子诡道理论的全部内容，但足以说明《孙子兵法》是军事欺骗理论的历史渊源。孙子之后，兵书战策大量出现，多数为权谋之作。从总体上看，后人对孙子理论有所发展，但如单就一部兵书而言，没有一部能超过《孙子兵法》。后世兵书往往把《孙子兵法》视为军事经典，对其理论加以解释、阐发，虽不乏独到见解，但独树一帜者如凤毛麟角。正如唐朝李世民所说：“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唐朝以后，兵家研究诡道蜂起，尤其是明朝，诡道兵书大增。《武备志》中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绝大部分记载的是历史上诡道在战争中的运用。《草庐经略》、《百战奇略》等兵书分门别类地研究、论述诡道之法，使诡道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军事欺骗的基本理论没有突破性发展。理论的缓慢进步与实践的阶梯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20 世纪以来，欺骗理论的发展侧重于应用理论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推动着欺骗手段的扩展和更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军事欺骗出现了新的面貌。
六、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
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许是因为二者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缘故，致使一些同志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既是对军事谋略的曲解，也是对军事欺骗的曲解。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军事欺骗的内涵，有必要剖析一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隶属关系
从学科分类上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处在不同的层次。军事谋略学着重研究决策音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对策方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规律，而军事欺骗学着重探求隐真、示假、乱敌的方法。军事谋略是个很宽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而军事欺骗的外延则狭窄得多。关于谋略的运用，《军事谋略学》的作者将其区分为审时、料敌、造势、示形、奇正、攻心、柔胜、权衡、标本、伐交、用间、励士、将道等十三个方面，其中与诡道（军事欺骗）直接有关的是示形、攻心、奇正、用间四个方面。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谋略训练基础》一书，把交战、伐交、庙算、用术、示形、造势、诡诈、励士、用间、应变作为军事谋咯的范畴，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与军事欺骗有关。可见，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既不是同一关系，又不是交叉关系，而是一种隶属关系。军事欺骗是军事谋略在作战领域的具体运用，是谋略运用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事对抗奉行的是诡道逻辑（有学者认为，诡道是谋略的核心），军事欺骗的地位、作用便显得特别突出，致使一些研究谋略运用的小册子讲的大多是军事欺骗的事。这种情况使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显得更加含混不清。
（二）指导关系
任何欺骗过程都是谋略运筹与技法运用的有机结合。任何有效的军事欺骗都离不开军事谋略的指导。只有在军事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实施军事欺骗，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指挥员在制定欺骗方案前，必须首先对以下问题作出思考和判断：①己方所处的态势和敌人可能的动向；②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上、中、下三策）；③能否找到一种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效应的“势”；④如要造成这种“势”，需要敌人作何部署调整；⑤敌人是否愿意做出这种调整；⑥如敌人不情愿，是用胁迫法还是欺骗法使敌作出于我有利的调整。在上述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欺骗问题才能提上日程。而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谋略运筹的过程。谋略运筹是军事欺骗的核心问题。离开了谋略的指导，既不能正确地提出欺骗任务，也不能头脑清醒地将欺骗付诸实施。评价一次军事欺骗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是不是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而且要看这种迷惑和调动对我方力量的使用产生了何种有益的影响。军事欺骗一旦脱离了谋略的指导，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麻烦。
（三）虚实关系
虚、实是就特点而言的。谋略重在务虚，欺骗重在务实，所以二者是虚、实结合关系。谋略是抽象的，因而有广泛的适应性。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远交近攻、顺手牵羊、暗渡陈仓、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投石问路、借刀杀人，都是前人从战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谋略。它战略上能用，战役上能用，战术上也能用；过去能用，现在能用，将来还能用。但每次使用的方法均不雷同。这就给军事欺骗的设计者留下了充分施展才智的余地。当确定以某种谋略欺骗敌人以后，军事欺骗的组织者便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把谋略具体化为周密严谨的欺骗方案。欺骗方案的特点是可操作性强。比如，当确定采用声东击西法欺骗敌人时，就要象组织真的战斗那样在假的主攻方向部署兵力兵器，组织协伺动作，开设假指挥所，实施现地勘察，在敌前沿前开辟通路，组织炮兵试射，等等。再如，欲以冒名顶替法欺骗敌人，就要解决冒充对象的确定，角色选派和训练，“服装”、“道具”的设计和筹措，
接触敌人的时间，各种行动方案，意外情况处置预案，与有关部队的协同，应急支援措施，通信联络方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即是说，把谋略变为欺敌行动，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实施军事欺骗首先务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欺骗敌人就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如果把谋略比作艺术的话，那么，军事欺骗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军事欺骗既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要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比如在目视欺骗中，要对敌人的目视侦察能力作出评价；要计算各种距离上的目标发现概率；要确立假目标的仿真度；要计算炸药包、伪装网、发烟器材的消耗量，等等。其中有一些是纯技术问题。比如，假目标的设计和设置，烟幕的使用，假工事的构筑等，均应制定技术规范，从而使欺骗行为更具有可操作性。电子欺骗对技术规范的依赖性更强。敌方电子辐射体的功能、信号特征如何？用多大功率和频率实施干扰？有无插入敌电台网络的可能？如何防止己方电子辐射体被敌方探测、定位和识别？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欺骗敌人？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欺骗者在技术上胜敌一筹。只记住几条现成的谋略，没有军事欺骗的专门知识，既制定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欺骗方案，也不可能将欺骗方案变成现实。
上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隶属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区别，它们处在不同的层次，且外延大小悬殊。
指导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联系，任何一次欺骗行动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进行军事欺骗。虚实关系主要讲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谋略务虚，欺骗务实。由虚到实，是欺骗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总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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