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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这就是示形的作用！
在战场上，虚张声势的慑敌之法，能不能慑服敌人，要看条件。其一，敌人自恃强大，锐气正盛时，威慑难以奏效，须待敌进攻受挫、情绪不稳时，虚张声势才能有威慑力。其二，敌人不知我实际作战能力。倘若敌人对我之实力了如指掌，就不会相信我虚张声势的部署。其三，须有良好的民众条件。异国作战，久困于外，人地两生，不能靠虚张声势慑服敌人。
（二）以迷惑敌人为目的的惑敌示形
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欺骗的目的就是使被骗的敌人“在理智上犯错误”，从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显然，这一国的与敌军指挥官的主观愿望是完全对立的。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摸清我之虚实。查明我之真相，把作战决心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因此，要阻碍敌人看到我之真相，就要以各种与我真实企图背离的假象干扰其视听和思维，增大敌查明我真相的难度，扩大其犯错误的机会，误敌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就是设疑用佯，迷惑敌人。只有造成敌将的狐疑之心，才能使其心理失去平衡，导致判断失误、行动失策。所以，历来兵家都强调谋贵用疑，翻开战史，以疑兵佯动之术误敌的例子俯拾即是。谋臣智将，施计斗法，无不用疑。实施军事欺骗，更离不开一个“疑”字。
古代作战，旗帜和火鼓是统一军队行动的指挥信号，也是设置疑兵、迷惑敌人的手段。所以《百战奇法》有“昼战多旗帜”、“夜战多火鼓”之说。设旗帜作疑兵，是昼间示形方法之一。春秋时期（公元前555 年10 月），晋国联合鲁、宋、曹、卫等国进攻齐国的巫山之战，就是以疑兵取胜的。当时，晋平公为了欺骗和迷惑齐军，主要采取了以下办法：一是在山泽险要而部队不到的地方设置大量旗帜作为“疑兵”；二是在战车的右边装设假人，并在车后拖上树枝，行动起来尘土飞扬，如同大军奔驰。齐灵公登山远望，误认为晋军众多，不可抵挡，于是，连夜逃跑。晋军挥师追杀，大败齐军。示形也包括示声。作为战争力量外观的形，是动态的形，不仅看得见，而且听得到。例如，鸣金鼓，吹号角，以示部队的进退；放火炮，齐呐喊，以示部队的冲杀。对于军人来说，耳朵接收信息和眼睛接收信息有同等意义。尤其是夜间作战，不便观察，利用火光和鼓声，既可以迷惑敌人，又可达到声东击西的目的。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兵家多用火光和鼓声设疑用佯。春秋时期，
越王勾践进攻吴国的笠泽之战，就是“火鼓”惑敌的成功战例。当时，越、吴两军隔水对阵。越王勾践利用夜暗，以小分队鸣鼓呐喊，实施左右两翼佯攻。吴王夫差误认为越军两路渡水进攻，随即分兵两路迎战。勾践乘吴军兵力分散之隙，亲率越军主力，偷偷渡过笠泽，出其不意地向吴军的要害部位——中军展开猛烈进攻，一举大败吴军，为此后灭亡吴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近代，设置疑兵的手段有了很大发展，各种假目标应运而生。以新的伪装模拟技术布设的假兵器、假工事、假阵地、假仓库、假基地，大可以假乱真，迷惑对方的空中侦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出现了用整套模拟器材显示的大规模的军事佯动。
1942 年10 月，英军组织阿拉曼战役时，发现德军第90 轻装甲师正好配置在英军北端的突击方向上，给英军造成很大威胁。战斗开始以后，德军突然发现英军在靠近地中海一侧的巴达至阿卜杜勒拉赫曼地段发起了登陆进攻。一颗颗照明弹划破夜空，密集的炮弹、炸弹在海滩炸响，硝烟迷漫。从烟幕后面传来了大规模进攻的声响和发动机柴油的气味。舰船发动机轰鸣着，锚链下水发出格格之声。彩色信号弹飞上天空，舰炮猛烈射击。德军想不到英军从防线后方发起两栖作战，顿时陷入惊恐之中。为了增强抗登陆力量，全部摩托化的第90 精锐轻装师紧急调往受威胁的海滩，所有可以动用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全部升空助战。然而，当烟幕消失之后，海面上除了十几条被打烂的救生筏外，并未发现英军舰船。原来，这是英军精心策划的疑兵之计。各种战斗声响是由播音器播放的，照明弹是自动发射器发射的，柴油昧是从救生筏上的柴油罐中散发出来的。当德国人发觉上当时，阿拉曼的正面防御已被英军突破。
使用就便器材也能收到迷惑敌人的效果，关键是指挥员要有创造性。1951 年，我志愿军某团经过几天激烈战斗，圆满地完成了掩护兄弟部队撤退的任务。正当他们准备撤出阵地时，突然发现美军的十几辆坦克成一路纵队，沿公路高速向我阵地侧后开来。敌人的企图显然是迂回到该团的后方，截断他们的退路。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马上撤退，肯定跑不过敌人的履带；而若不立即撤退，就会被敌人“包了饺子”，在军情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路边稻田里的十几个空油桶帮了他们的大忙。十几名战士用草绳把空油桶串连起来，分成几道，横置在公路上，其余人员迅速撤退。十分钟后，敌坦克开过来了。他们看到路面上一排排圆柱形障碍物，觉得奇怪，搞不清是什么新式武器，不敢贸然前进，迟疑再三，便用坦克炮远远地对准油桶开火。待把油桶一个个击碎，十几分钟过去了，美军这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我志愿军某团已经安全地撤出了阵地。
惑敌示形，既可示以实形，也可示以虚形。虚实各有其妙，要因势而易，因时而变，因敌军脾性而用。敌将的性格特点、心理承受力和认识问题的思路，是设疑用佯能否奏效的关键。诸葛亮的“空城计”能够吓住生性多疑的司马懿，但对于猛张飞式的勇将就未必灵验。这倒不是司马懿的眼力不如猛张飞式的将军，而是因为这两种人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和思维习惯。诸葛亮智算华容道，给予我们同样的启示。对于思想比较呆板的敌手，运用实而实之的示形方法会使其望而却步，然而对于曹操这样奸诈的对手，采取实而实之的方法，反倒可以使其视实为虚，把陷阶当坦途。曹操见华容道上有“数处烟起”，以为是诸葛亮的疑兵之计，便放弃大道走小路，结果反倒中了圈套。诸葛亮示形之妙就妙在针对曹操深知兵法、多谋善断的特点，算敌之算，因
敌用谋，所以智高一筹。可见，运用示形之法迷惑敌人，要想不被敌人识破，就要认真研究敌手的思维习惯，在知敌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虚而实之、实而虚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这些迷惑敌人的方法。
（三）以引诱敌人为目的的诱敌示形
战场上，对抗双方频繁地实施机动，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斗，不如说是为了谋求一种有利的作战形势，亦即军事谋略学所说的“造势”。“造势”的实质是力求形成一个能保持自己力量的平衡与稳定，并能牵制或制约对方行动自由，进而打破对方平衡与稳定的力量组合格局。为了造成这种有树干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就要以示形之法引诱敌人，使之听我调遣。示利诱敌。最好的诱敌之法是示之以利。因为对利益的追求是敌人一切决策和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对于“愚而不知变”、“贪利而不知害”之敌，设饵诱之每每可以使其上钩。“饵兵勿食”是《孙子兵法》提出的“用兵八戒”之一。但由于人们常常见利而忘害，所以，设饵兵仍是古代作战中经常采用的诱敌之法。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 年），曹操击败袁绍追兵的延津之战，就是以饵兵之计取胜的。
白马之战以后，袁绍亲自率军渡过黄河，南下追击曹操至延津。曹操在延津之南依山布阵，当时只有六百骑兵，而袁绍有五、六千骑兵，十倍于曹军。兵力对比众寡悬殊，曹操自知难以力胜，便下令士卒解鞍放马以骄纵袁军，尔后遗留辎重于路旁，利诱袁军就范。待到袁军逼近争抢辎重而使队伍混乱不堪时，曹操立即命令士卒整鞍上马，突然发起反击，出其不意地一举击败追击的袁军，为尔后官渡之战歼灭袁军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以物作诱饵致敌混乱的示形之法。其具体办法是，或散牛马于田野，或遗财物于道上，或弃辎重于途中，以引诱敌人来争夺，我则乘敌混乱之际，出急兵击之。设饵诱敌的诱饵必须对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随着战争的发展，以物作诱饵的情况已不多见，更多的以战术上的“便宜”作为诱饵。例如，以小股部队作诱饵，诱敌来歼；以放弃阵地为诱饵，诱敌来占；以有利地形为诱饵，诱敌分兵：故露空隙和破绽，诱敌来钻，都是常用的诱敌示形之法。1947 年10 月，我刘邓大军连克长江北岸望江、武穴、团风等重镇，控制了长江北岸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随时可以渡江南下的声势。蹲在庐山的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急令第40 师及82 旅，迅速追踪我军南下。刘邓首长经过一番计议，决定利用贪利的弱点，用“散兵游勇”把这股敌人诱到地形险要、便于设伏的高山铺地区集中歼灭。为了迷惑敌人。诱敌上钩，我军派出一批侦察人员，穿上各式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三八式”之类的破枪，在公路两旁隐蔽，待敌人大摇大摆地过来了，他们乱打一阵冷枪，扭头就跑。然后，换个地方再打、再跑，就这样，敌人一步步地被诱至高山铺、清水河一带，钻进了我军预先设置的包围圈。高山铺一仗全歼敌第40 师及82 旅共12000 余人，震动了大江南北。
示弱诱敌。两军对阵，为了诱敌决战或追击，常用强而示弱之法。汉朝初年，高祖刘邦为解除北方匈奴的威胁，派遣使者到匈奴察看虚实。匈奴首令冒顿得知这一情况后，把精壮士兵和肥壮牛马 隐藏起来，示之以赢弱之形，欺骗使者。使者把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