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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谋势、造势，就要调动、部署部队，作种种机动：行军、开进、驰援、迂回、包抄、渗透、退却、转移等等。从战争实践看，“走”的时间往往比“打”的时间多得多。虽然一般说来“打”是第一位的，但是，“打”离不开“走”。为了造成好打之势，部队往往要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走。“走”有主动走与被动走之分，有的走是为了造成于己有利之势。有的走则在客观上“成全”敌人。聪明的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审时度势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而且能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人作出他所期望的动作；从而完成造势。而调动敌人用行政命令方法是不行的，只有施以欺骗之法才能奏效。因为只有当敌军指挥员认为某一行动对己有利时，才会作出付诸实施的决策。所以，欲使敌作出于己有害、于我有利的决策，就必须运用各种欺骗方法，使敌人对利弊得失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从而自觉自愿地按我们的意志行事。虽然不排除战场上有逼敌机动之法，如驱逐突出部的敌人，以取齐战线；以重兵临敌，迫敌撤兵等；但最有效的还是以军事欺骗的方法调动敌人。战场造势是敌我双方共同完成的。谁更善于欺骗敌人，而不被敌人欺骗，谁就能更好地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
以军事欺骗调动敌人的方法很多。粗略区分有以下几种：①顺详敌意，因势利导，诱敌就范。②巧设饵兵，示敌以利，诱敌来攻。③围城打援，打诱结合，以打促调。④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纵敌突围。⑤向敌示弱，纵敌日进，上我圈套。⑥布设疑兵，虚张声势，诱敌分兵。只要根据当时的战场实际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就能成功地调动敌人，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仅能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军，而且每每“为敌司命”，巧妙地调动敌人就我范围，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不愧为善于造势的大师。此处略举两例，例一：1935 年4 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以后，为了将滇军调出云南，让开我北上的通道，遂佯攻贵阳。红军兵临贵阳城下，并袭击贵阳机场，使蒋介石信以为真，急忙电令滇军日夜兼程奔赴贵阳“救驾”。于是，红军乘滇军东调、云南空虚之机，在贵阳虚晃一枪，挥师北上，与滇军相向而行，擦肩而过，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例二：解放故争第
二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打破，改为重点进攻。毛泽东针对敌人的企图，将计就计，因势利导，一面电令华东野战军在胶东摆开与敌抗争的架式，将敌人的右拳拉向渤海，一面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榆林，将敌人左拳继续向西北方向拉，使蒋介石两个拳头越伸越远，胸膛垂露，形成了一个“哑铃”状。我刘邓大军乘机实施中间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利剑插入敌人胸膛，把南线的主战场推向了敌占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这两个战例都是运筹帷幄、巧妙造势的范例。其中，军事欺骗的运用非常成功。
六、摆脱被动与军事欺骗
主动权即军队的自由权，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支军队进退攻防均由自己作主，不受敌人的控制和支配，就是握有主动权；被客观形势所摆布，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是失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在战争中，敌对双方总是力图占据主动地位，而将被动地位加于敌方。围绕着主动地位的争斗，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双方指挥员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物质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还不是主动地位本身，要把主动的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一个“争”，一个“避”，既反映了主体选择的倾向性，又反映了主观能动因素对于主动权归属的影响和作用。
在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中，自然是有胜有败。弱军胜利、强军败北的事实，在中外战争史上比比皆是，说明主观能动因素对主动权的归属具有决定性作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调动重兵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全然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然而，毛泽东看出了它五指伸开、兵力分散的必然趋势，将计就计，指挥我军主动让出一些地盘，使敌人包袱越背越重，限制了行动自由，我则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纵横驰骋，进退自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有生力量。只一年，就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实现了主动地位的转换。
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经常变化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06 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从被动的形势、被动的逆境中争取主动，转败为胜。街亭失守，兵退西城。司马懿几十万大军追逐而来，兵临城下，不可谓不急不险。然而，诸葛亮采取了“虚而虚之”的计谋，城门大开，令老翁洒扫街道，自己登城楼饮酒抚琴，悠然自得，使司马懿疑窦顿生，急忙”退兵三十里下寨”。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事实虚构的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从被动中脱身的用兵艺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启示。战场上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化的，我由被动转向主动，即意味着敌由主动转向被动。在物质基础一定的情况下，敌由主动转向被动的首要条件是主观指导犯错误。因此，欲摆脱被动地位，除了乘敌之隙，充分利用敌人指挥上的错误外，还要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误，即以诈骗之术误敌。诸葛亮以“空城计”退兵，就显示了军事欺骗对摆脱被动地位的作用。
摆脱被动，前提是已经陷入了被动。因此欺骗方法的运用将受到一些限制，不象处于主动地位时那样自由。但即使这样，行之有效的欺骗方法还是
很多的。如：示形设虚，对敌大摆迷魂阵，使敌虚实难辨、迟疑不前的缓兵之计：虚而虚之，使敌疑心我有埋伏而引乓后撤的退兵之计；以少数兵力虚张声势，麻痹敌人，主力秘密脱离接触的金蝉脱壳之计；佯装败北作诱敌之退，把敌人诱入险地或死地的饵兵之计，等等。此外，攻其必救，调虎离山；巧布疑兵，牵制敌人，也是有效的骗敌之法。
毛泽东说过：“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在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形势下，消极等待敌人犯错误是不行的，只有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才能促使被动地位的转化。而军事欺骗就是人工造成敌人过失的最好方法。
以上从六个侧面讨论了军事欺骗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六个方面都是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目的派生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这个基本目的。就范畴来讲，军事欺骗属于指挥谋略范畴，它主要是通过指挥员的指挥活动发生作用。它可以有力地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但不能决定战争进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若干因素，如：战争的性质，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自然力、主观指导能力等。军事欺骗只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一个方面。我们既要如实地看到军事欺骗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战役战斗的作用），又不可将其作用估计得过了头。战争毕竟是力量的竞赛而不是纯粹的骗术，尽管有时一个巧妙的骗术可以“抵得上一个步兵师”。
第三章 军事欺骗特点与规律探析
军事欺骗作为特殊形式的军事斗争，具有与其他斗争形式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要正确地运用这种斗争形式，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其特点，把握其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自觉按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行动的自由，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于规律是深藏干事牧内部的，所以认识军事欺骗规律比掌握具体的欺骗技巧更难。但只要我们从分析军事欺骗的特殊性（即特点）入手，其规律还是可以认识的。本章将把军事欺骗的特点和规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欺骗企图的互斥性
——欺骗企图的互斥性是利益对抗性的集中表现。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是欺骗与反欺骗斗争的焦点。
军事欺骗是在利益根本对立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利益的对立，使任何一方都竭力避免做对方所期望的事情。指挥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不仅要考虑他的每一项措施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是敌人所期望的，会不会被敌方所利用。正中敌人下怀的蠢事是不能干的。“违对方意志而动”，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有力地支配着指挥员决策思维的神经。改变敌人的意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使用暴力，剥夺对方的反抗手段，迫使其放弃自己的意志。这是作战企图所反映的内容。另一种是使用欺骗方法，诱导敌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意志（当然，欺骗方法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不代表敌人根本利益的意志）。例如，通过示形用佯，制造假象，隐蔽企图，使敌人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进而采取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部署和行动，授我以可乘之隙等等，这是欺骗企图所反映的内容。欺骗企图是作战企图的派生物，它曲折地反映着作战企图的本质，是作战企图的辅助成份。欺骗企图是受作战企图支配的，作战企图的对立性决定了欺骗企图的互斥性。作战企图的实现对欺骗企图的达成有一定的依赖性。欺骗企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战企图。比如，1947 年幡龙战役的作战企图是攻取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为此，需要孤立蟠龙守军，把猖集于蟠龙地区的十几万敌军引走。欺骗企图是诱敌北上，孤立蟠龙守敌，为我攻取蟠龙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战机。敌主力北上绥德，这是我们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