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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小当家的，千顷地一棵苗，你可别上井台上来！”这就是许满屯。他一说别来，调皮的文台一下子就蹿上井台。借此，满屯不打水了，他胳膊肘挟着文台，就和他打逗起来。道静看这个长工满有趣味，说的话又风趣又有点说不上来的讥讽意味。他逗文台说：“小少爷，赶明儿，你爷爷要给你娶几个媳妇儿呵？还不三宫六院——行，你们这院也够上六院啦，明儿你自己再盖个三宫吧。”
“我不要媳妇！不要媳妇！……”文台笑着、跳着去和满屯比拳——这长工还会几手拳脚。他们玩得高兴了，早把道静忘在一边。可是当满屯偶然用那双清澈的眼睛向道静一瞥时，道静感觉到在他和善的眼色中又有一种怀疑的眼色。她想和他说话，可是又不知怎么说好。而且他的怀疑的眼色也使道静不大高兴。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她没有一个熟人，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她心里正一阵阵地感到苦闷和不安……这下好了，他是同志，姑母把她介绍给他，在这陌生的可怕的环境中，有了自己的同志，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所以道静送姑母走后，竟说不出来有一股愉快的感觉——自从来到宋家后，她还没有这么高兴过。经过这痛苦的一夜，她觉得身上好像去了一层疮疤似的，轻快了，脚步也矫健起来了。教完了学，她又领着文台到各处转游起来。她想找许满屯，可是许满屯不在。这些天他不是出车就是在外面忙着什么，很少见他在宋家呆着。于是，她便去找郑德富。她想这个穷苦的人，无论再给她多少难看的脸色，无论怎样瞧不起她，她都要忍耐，她要叫自己从心眼里爱他。于是，做好了一切精神准备，就出发了。
道静的教师兼保姆的工作，使得她出来活动很方便。文台小，不懂事，每天教完了课，道静就领着他蹓跶，文台高兴，宋郁彬夫妇和老地主宋贵堂也高兴。他们最常活动的地区就是郑德富住的场院外面的树林里。这里有各种果树、小白杨树，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沟。文台一出场院的小门就欢快地跑去捉虫子，要不就上树摘杏儿。道静看他上了树，就悄悄地走回场院，走进郑德富的小土屋里——事先，道静已经看好，他正一个人坐在那间黑洞洞的小屋的炕上吸烟呢。
好像有人追赶似的，道静一脚踏进小屋的门限，就急急地喘着气说：“郑大叔，您还认识我么？”
“什么？”郑德富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磕打了几个；然后，扭过头瞧着道静慢吞吞地说，“你到这儿干什么？”那声音是那么枯燥、冷淡，真噎得人好像喉咙里插上了棒槌。一盆冷水突然泼到林道静的头上，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也同时冲到道静的鼻孔里。这是汗臭、长年不见阳光的小屋的霉臭和没人照顾的单身汉几年不拆洗棉被的油污的恶臭。听到这无情的声音和闻到这样一股难闻的气味，道静刚来时的勇气几乎全部消失了，她真想立刻扭身跑出去。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克制着自己，又亲切地对这个长工说：“您是黑妮的父亲吧？她现在好吧？”
听见“黑妮”两个字，郑德富突然像蝎子螫了似的痉挛起来了。在昏暗的小屋里，从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透进的稀疏的光线，照见他的脸变得焦黄、煞白，两只白眼仁又麻木又怕人地紧盯着道静，好像她惊吓了他一般。道静怕起来了，心里吓得突突地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提黑妮，他变得这么个样子？……
“您倒是说话呀！”道静忍耐着，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并且鼓着最大的勇气又对郑德富说，“您说说您的女儿——我那朋友黑妮，她好么？”
还是没有回答。又过了一会儿，郑德富才举起哆哆嗦嗦的手，指着门外，用带着热河口音的低沉的粗声说：“大小姐，别提啦，出去吧！这个臭地方，别把你熏坏了。”
这些犀利的像子弹样的话，无情地穿透了道静的心。像做梦一样，她昏昏沉沉地离开那间小土屋时，眼里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天道静又经受了从来没有过的烦恼与矛盾。和家庭斗争、和余永泽斗争、和胡梦安斗争，她从来没有气馁过，也没有害怕过，可是现在在这个平原的乡镇上碰到一个过去家里的佃户——一个小时候要好朋友的父亲——一个现在这般穷苦、衰老的老长工，却使她受到了平生从未受过的污辱，也引起了她从未有过的内心痛苦与斗争。她向姑母说得很好，她要彻底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可是，一碰到挫折，她又觉得十分委屈，她又有些灰心丧气了。
夜晚，陈大娘完了事回到屋里来，道静尽管心情十分沉重、烦恼，但她还是找到大娘屋里并和她聊起天来。
“大娘，您每天起早睡晚的，累的慌吧？”道静坐在炕沿，并拿出一盒联珠牌香烟递给大娘。
大娘高兴地接过香烟笑着说：“张先生，瞧你，干么费这个心。我抽袋旱烟就行啦。”她点燃一支纸烟吸着，然后又说，“张先生，你问我累不累？给人做活哪有不累的呀！文台他娘是阔家小姐出身，见天给她梳头打洗脸水不算，洗洗缝缝的事总也没个完。”
道静接着问：“文台他娘脾气不坏吧？我看她对您挺好。”
大娘看着道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这个人好起来倒也不错，像她那些穿不了的衣裳还不断给我个三件两件的；可是一犯起脾气……”大娘说到这里把话打住了，她像思索什么似的，两只深陷的眼睛呆呆地对着窗外。半天，才像从梦中惊醒般扭头对道静喃喃地说：“老头子要活着，我那小子狗儿要都活着……我、我怎么也不会落到这样地步啊……”
道静轻轻地问：“大娘，您那儿子要活着挺大了吧？”
大娘听到这句问话，苍白瘦削而且满是细碎皱纹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辉，仿佛昏黑的天空中猛然打过的闪电。这是一个人消逝了的幸福一瞬间又在心上闪过的征兆；也是一个母亲长久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的再现。大娘脸上这种喜悦的光辉只是一闪就消失了，接着却是深深的悲哀——绝望的悲哀使得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先生，提起我那儿子，这孩子长的圆头虎脑，别提多听话啦。家里穷，他爹给人拉长工，我也给财主家缝缝洗洗的成天不在家，他就在家看着小妹妹，拾柴、做饭，十岁的孩子像个大人似的什么都干。后来，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眼泪像倾盆的雨，唰唰地往下流，大娘哭着说完了她儿子的故事。“这一天，天下大雪，缸里没有水，孩子肚里饿要做饭，就上井台上去打水，十岁的孩子呵，一个人上井台去打水。谁知井台上的冰一滑，孩子就、就掉到井里啦。天寒地冻谁也没见，孩子，我那小狗子就、就……”
大娘的声音和眼泪，使得道静有点不知所措。她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紧紧握住大娘的手。而且本来准备向大娘讲的一些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道理，现在一句也讲不出来，她只是慌促地说：“大娘别难过——大娘，您想开一点……”
大娘用衣襟擦干眼泪，压抑不住的痛苦发泄过去了，她立刻又安静下来，呆呆地用红肿的眼睛，看着道静说：“张先生，咱们有缘。我一见你就想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你看，我在他老宋家呆了十年啦，这狗子的事，我一回也没跟东家学说过。”
道静趁机说：“我跟您一样，也受过点苦。我是后娘养大的，她待我不好……可是，东家都是富贵人家的人，他们哪知道咱们穷人的苦。”
“你也受过苦？”大娘惊奇地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又是念洋学的，可不像呵。”
道静站起身把煤油灯捻小了，回到炕边，拉住大娘的胳膊说：“大娘，您累了一天，躺下歇着吧，我的事，有了空再跟您说。”
大娘也一把拉住道静的胳膊：“闺女，说说吧。有了难受的事，说了心里就痛快。我要是碰着一个知心人，说说心里的话，我就觉得痛快多啦。”
“大娘，您叫我闺女啦？那可太好啦！”道静坐在炕沿上高兴地说，“我没有亲娘，从小没人疼。您要听我的事，那您躺下咱们躺着说。”
于是，道静就和陈大娘脸对脸躺在炕上说起来。
“我一岁时我亲妈就死啦。我跟着后妈——她是个非常狠毒的女人。家里虽然挺有钱，她穿着绫罗绸缎，她亲生的儿子也是呢子缎子穿着；可是，我却像个要饭的小叫花子，身上破破烂烂。一到冬天我可受罪啦。天寒地冻的日子，她连双棉鞋都不给我穿，袜子也破成大窟窿。我才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她成天打发我上街给她买这个做那个。买回来一不如意，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我的脚后跟冻烂了，烂成一个个的大窟窿，痛得要命，她连问都不问，一拐一拐地还得给她去买……大娘，我一想起我小时候那个样儿就心酸——一件破棉袄，里面的虱子滚成蛋；头上几根干柴一样的头发也长满了虱子；小手冻得像个紫萝卜；两只脚烂得提不上鞋……”
陈大娘一把拉住林道静的手，含着眼泪说：“闺女，可苦了你啦。我那闺女小子们家里虽然穷，可也没叫他们这么样苦过……你，你那后娘可实在太狠啦。”
“大娘，谢谢您关心我。我还要告诉您一件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我八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天都黑了，还下着大雪，我后妈拿着一封信，叫我给她去找一个人，取回一杆大烟枪。说是取不回来不要回家。我就去啦。找到这个人家里，他不在家，我又上别处去找。找来找去，找到快半夜了，才找回这杆大烟枪。我拿着这杆烟枪，一个人往家里走。半夜三更，下着大雪，还刮着风，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又冷、又怕、又困，心里真难过，想大声哭，可是也哭不出来。不知怎的，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家啦。越急越找不着，越走越糊涂。那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的西城，取烟枪也在西城，可是我转来转去转到北城去了。困的我想倒在人家门洞里就睡，可是，那呼呼的北风，那么大的雪，我知道我一睡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