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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巴西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申请签证时间够紧的。这几天，祖鞠和升洲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们为了凑足旅费和买短裤、魔镜等什物四处奔走。人还没去，先打听巴西有什么特产，一定要给某某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以不负他的托付，等等。至于业务嘛，你就是说上一千遍，他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什么也听不进去。
打猎可不是打只野鸡、抓个兔子大家一笑就完了的事。专场演出能不能按计划进行，环境适合不适合，都得打听好了。另外，收支能不能平衡，划不划算，这也得好好筹划才是。那儿的侨民人口的总数，能有多少人对这专场演出有兴趣，市场可行性如何，都需要进行调查了解。而且，还必须勘察现场，租赁道具，物色合适的人搞横幅、广告及对外宣传。演出场地的规模、设备及剧场门票的制作，都得具体落实。不仅如此，既然是一个演出团体，那这些人的食宿、交通都得考虑周到了。还有，要举行足球比赛，球队的组织、场地租赁等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演艺界人士都是些大忙人，去一趟巴西，少不了要先给他们支付保证金。他们也是因为可以去巴西玩儿一趟才同意的，日程也得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虽然旅游观光并不是去巴西的主要目的，但祖鞠和升洲的脑子里却〖JP2〗只留下了这件事。其余的，他们总是说，崔先生会安排妥的。当时，我气急了：“崔先生是赞助公司的代表，他想的是怎样才能往自己腰包里捞钱，负责业务企划的公司是我们，是我们！这一点你们搞清楚了。”
〖JP〗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没问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那个得意劲就甭提了。无论谁到这个公司，时间一长，都学会了跟着巫婆跳假神，什么开空头支票啦，遇事打哈哈啦，等等沾上一身的坏毛病。稍微一提，这些人就搬出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那一套，唱起“谁又拿我们怎么样，谁又拿这些事怎么样”的老调。他们老说我把人生看得太悲观，老觉得世道太黑暗。我也针锋相对，对他们说，那你认为是光明的时候，为什么不主动去拥抱它，谁像你们成天胡折腾，混一天算一天？！这也算是我对朋友的一点忠告吧。
崔先生把飞机票寄来了，我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就加深了。如果他真在巴西的侨民社会根深蒂固，也许在一些事上能帮我们的忙呢。可事情远不那么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电视上进行报道的事到现在都没有落实下来。按照一开始订的计划，巴西的专场演出是要作为春节特别节目播出的。要把巴西侨民移居三十周年作为主题，把文章做得大大的，让大家浏览一下故国的山川，听听充满激情的乡音，表达出对各位父老乡亲的眷恋，然后再播放专场演出。中间时不时地插播巴西风光和有所建树的侨民代表的讲话，就能成为很有吸引力的特别节目了。专场演出如果不能上电视，那些有头有脸的演艺界人士就没有必要到巴西去，而崔先生也就没有赞助的理由了。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崔先生本人很想作为巴西侨民中的成功者上电视，至于巴西的韩人联合会会长啦，韩人教会牧师啦，律师啦等等，他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当初，计划要在巴西搞专场演出的人自然是总经理了。这个想法是他在招待广播公司干部时突然冒出来的。广播公司当场就欣然同意，并让他去从中斡旋。但这毕竟都是酒桌上说的话，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总经理一走，祖鞠可傻眼了，在社会关系上他是个门外汉，究竟当时是广播公司哪个领导答应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如果巴西之行上不了电视，那去巴西就是一句空话。就目前来说，这件事必须马上动手去做。祖鞠急得直搓手：从亚马逊密林活着回来的总经理也得传个话儿啊，哪怕是摩尔密电码一样的“天书”也好哟。眼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祖鞠只能干等着总经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遥控那些广播公司的头头，让他们安排在国内播放的具体时间。
去巴西的机票到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也传到了金富式的耳朵里。金富式就像拉满了的弹簧，“嘣”一下就做出了反应。第二天，马上把我引荐给了他的那位部长：“这位是我跟您说过的平山娱乐公司的金亨俊。那个野外摄影师金太星，经常到原始森林深处去探险，也经常上电视的，就是金亨俊的总经理。金太星下属公司的经理，是这次巴西之行的项目组负责人。”
“哦，是这样。快请坐！”
部长一边打招呼一边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我把准备好的计划书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这个文件是祖鞠的大话、升洲的小把戏和我的创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我拿出了吃奶的力气，绞尽脑汁，把那些谎话、昏话、胡话都杂糅在一起，再加工润色，写成了我认为是自己一生中写得最好的长篇报告。可是，部长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思去看我的计划书，要不是金富式从自动售货机拿来的咖啡需要腾地方放下，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只一门心思想知道观光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部长才把计划书翻了一下，说，报社的这次采访活动和专场演出没有关系，主要是为了庆祝韩国侨民移居巴西三十周年才去巴西进行现场报道的，即在旅游的路上顺便写几篇报道，像是自己报社花钱出去采访一样，拿点“猎物”回来填补版面。部长也和我们说好了，巴西专场演出的事可以登一两篇。报纸的权限，只是在宣传材料上用黑体字把有关人员的名字印得突出一些，醒目一些，仅此而已。
在报社休息室里，金富式和我都各自点着了一支烟。金富式偷偷告诉我，必须促成和巴西球王贝利见面的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黑手党在进行交易，嘴唇不住地蠕动着，话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给部长讲，要是走漏了风声，是没有我的好果子吃的。”
“知道。前几天我刚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他马上会答复我的。”
不知怎么回事，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假话就脱口而出了。我不禁对自身的变化暗自吃了一惊。我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假话就脱口而出了呢，而且说得恰到好处，比真话还要诚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对方表情看，一向以细心著称的金富式也没有怀疑我刚才说的就是假话。这时我才意识到，不被社会重视的金亨俊在适当的场合也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圆满的谎言”使我心满意足。我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在广告公司没有出头之日，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我搞的业务及周围的气氛并不适合自己。原先我被祖鞠和升洲强拉硬拽来干这些工作，心里忿忿不平，感到很窝囊，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倒觉得歪打正着，心里反倒变得很平静了。
到巴西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地球折腾出了人，人又在这个地球上折腾，折腾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折腾。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在以各种方式折腾着——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祖鞠、升洲之流也把自己叫做人，用祖鞠的口头禅来说，那就是“我们还像人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他们的行为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离去巴西已经没有几天了，“还像人做的”祖鞠酒后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他为了躲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自行车，把一个喝得醉醺醺乱穿马路的酒鬼给撞倒，趴在了汽车前边的保险杠上。祖鞠表面上请求酒鬼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这是“正当防卫”，不是交通事故。祖鞠的总经理就是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后来租了一辆车，无照驾驶整整两年。如果祖鞠这次被吊销驾照的话，那可窝囊憋气得很，弄不好去巴西的事就得吹了。祖鞠急得捶胸顿足，哭丧着脸，不知怎么办才好。
金富式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到交通队来了，庆幸的是，酒鬼受的只是点轻伤，在急诊室经过简单处理后就没事了。金富式急得满头直冒汗，向交警出示了证件，证明自己是经常进进出出交通队采访的记者。金富式对警察说，祖鞠是即将在巴西举行的重要大会的韩方摄影代表，这次去还要在巴西侨民社会建立一个侨民联络处，祖鞠就是这个侨民联络处办公室的民间使节。无中生有的故事虚构完了以后，他又威胁说，警察没有权力把一个马上要执行紧急公务到巴西去的人抓起来，因为春节特别节目和报社重要的海外采访计划都要靠祖鞠这双粗大的手来实现。负责案子的几个警察仔细一琢磨，这么一个大人物，居然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而是老老实实地被带到了这里，并低着头一再要求从宽处理。那么，还不如顺水推舟将这小子放了，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人做的”，从此对我们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祖鞠顺顺当当地从交通队被放了出来。
祖鞠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升洲就惨了。在临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知道升洲已被列入了禁止出国人员名单，海关是不会放行的。因为升洲拒绝参加预备役部队训练，收到好几次敦促其参加训练的命令后仍然置若罔闻，还说“看能把我怎么样”，赖着不去。如果不是来了个最后通牒，他很可能就会像犯了事出逃，又不知道自己已被禁止出国的政界、财经界人士一样，急急忙忙赶到机场，碰一鼻子灰，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家里。
升洲听到这一消息后，忿忿不平地说：“我这辈子是什么事都弄不成了，喝凉水都塞牙，不管干什么事都没有顺当的时候。”
他抨击这个世道让老实人都没有活路。但诅咒归诅咒，骂娘归骂娘，罚款不交还是走不了。他风风火火地赶在公务员下班以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