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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鞠从两年制的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正准备上工业大学呢。他住的是私租的房子，用当时流行的新闻词儿来说，就是“无职业的黑人黑户”。这一天，他仍然是浑身带着酸臭味，脏着脚，打着呼噜睡过去了。第二天他一睁开眼就接到爸爸的一个电话，明白自己要做大韩民国政治史的牺牲品了。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还会发生什么事连他爸爸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声枪响，现政府就落下了帷幕，原本为加强国防建设而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产业现在看来要告吹了，下一届总统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听得出，爸爸在电话里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相当沉痛的：“以前说的是工业立国什么的，以后究竟怎么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祖鞠开始安慰父亲了：“爸爸本来就是在农协工作的嘛，在农业方面多动动脑子不就得了。”
爸爸一惊，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似的，他声音柔和地说：“谢谢你提醒了我。总之，以前那种入学照顾制度已经取消，看来你上工大是不可能的了。”
祖鞠这时振作了起来，他以一个男子汉的气度一本正经地问：“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至于这个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确不清楚，因为整个国家怎么办大家心里还都没有底呢。
不光祖鞠的爸爸不知道，其他人的爸爸也都不知道。大家都对上边许诺的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深信不疑，只知道跟着喊“增产、出口、建设”的口号，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上边还说，为了将来过好日子我们要勒紧裤带，妨碍这一工作的那些赤色分子是天底下最坏的坏蛋；和这些赤色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在野党、游行示威的人是比韩国历史上的大卖国贼——李完用还要恶劣的歹徒。对这些话，那些做父亲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熟得很，可别的呢，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父亲们每天就只坐在半导体收音机前抽烟，听收音机里不断播放那些让人腻烦的送葬曲，一到晚上大家就猫在家里不敢动弹了。等着吧，一切都会好的。每个人都会有交好运的机会——谁说不是呢。
爸爸就像背诵名言警句一样，又给我说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话了：你在屁股兜里插上一本《时事周刊》，在女学生众多的钟路大街和新村一带来回晃荡晃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文学青年，好引起女孩子的注意。我照着做了，却“怀才不遇”。遭了两次雨淋，又喝了些酒，有点醉意，就拿起红笔来，模仿着著名诗人李霜的诗给我单相思的女孩子写信，本来没有写诗的能耐，偏要生拼硬凑，一封短短的情书，就足足折腾了我好几个钟头，无非是些“鼓足勇气向着绝望走去，挥动双臂在大海中漫游”之类的话。
有一天，我突然把收藏的习作本撕了个粉碎，放在奶油桶里拎到院子去。那一天好像正是我的高中同学崔炳道在某一本文艺刊物上初次亮相的日子。当时，我把奶油桶里的纸点着后，又点燃了一支烟，仿佛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一个又一个地吐着烟圈。烟抽完了，我低着头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爸爸对我说：“别着急，等着吧。每个人都有好时候的。”
他这句话就好像是从一个哲学家或算卦先生嘴里说出来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澡堂的老板，每天灌进耳朵里的也就是这些让人听厌了的、开给老百姓的空头支票。
那一天，云聪、美英她们出去，在离晚点名还有十分钟，即八点五十分回到了宿舍。两个女孩子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非常不对，那劲头好像马上就要爆发战争似的，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准备逃难。美英瞪大了眼睛，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云聪呢，觉得很自然，她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时学校会关门，宿舍自然也就会被封大门了。
这天的晚点名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每屋四个人排成一排，在自己宿舍门口静静地站着，等助教来过数儿。助教一叫哪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答一声“到”，毕恭毕敬地向辅导员鞠个躬。受完礼的辅导员和助教又朝下一个房间走去。助教点名的时候，学生们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不露出一点惊慌的神色。刚才校内有线广播已经发布了一条消息：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等通知，通知到校再来。不许动摇，不许传播流言蜚语，人人都要以身作则……
从一楼到四楼的晚点名并没有花多长时间。点名刚一结束，云聪就跑到比自己高一班的四年级同学的房间去了，归还从她那儿借来的《和八亿人的对话》这本书。那个高班同学压低嗓门给云聪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年轻人的责任及义务。和四年级生住一个房间的一个一年级同学，不知从哪儿听说四年级生要留在汉城的亲戚家，和学校社团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流行乐。当时，那个一年级同学正一边放沈洙奉的歌曲磁带，一边在脸上擦雪花膏做按摩，突然插话说：“学姐，听说你也爱好流行乐？电视上放了‘哈佛大学的书虫们’之后，不就又放了好长时间的流行乐吗，可带劲了。”
四年级生就像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似的，压低了嗓门继续跟云聪谈话，她们正在商议怎样才能搞一个非常联络网，并长期保留一个联络点的问题呢。
云聪又回到了和美英共住的房间。已经收拾好行李的美英怎么也不想到经营果园的爸爸那儿去“避难”，此时正牢骚满腹呢。发牢骚的时候美英说一口地道的庆尚北道方言。这种方言，在她和升洲一起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她一边发牢骚一边往提包里塞东西，当然，学校开庆祝会时她在梨花女子大学门前的服装店定做的那件绸连衣裙是少不了要放到里头去的。我们都还记得，每当搞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得破费一笔，当时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那就是“TPDB”，这是“入场券、伙伴、礼服和手提包”四样东西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那会儿，美英为了凑那个“D”和“B”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呢，她成天抱着电话机不放，用庆尚道方言嗲声嗲气地和爸爸泡蘑菇，最后，爸爸磨不过女儿，还是给她钱了。这些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美英噘着嘴，这时她最想不通的是，总统的死和硬要自己回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是啊，这是谁都想不明白的事，但归根结底，总统的死还是改变了美英的人生，把她推向了她并不愿意走的另一条路。
在回故乡的火车上，美英碰到了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男生，他和美英是同乡。那个男生主动帮她背背包，提行李，可热情了。但美英并不喜欢他。回到家里，呆久了，别提有多烦，但升洲一次也没有找过她，美英感到很失望。为了填补空虚，她把在火车上相遇的男同学当成了惟一可亲近的人，一来二去，由不喜欢变得有点喜欢，由有点喜欢变得很喜欢，由很喜欢变得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后来，干脆把他们两人的相会当成情感上的最大安慰，精神上的最大享受。有一次，并不怎么能喝酒的美英和那个男生喝了个酩酊大醉，美英怀孕了。在多次踌躇之后，她决定早点结婚，生下这个孩子。正在女大求学的美英有了孩子就得辍学，不能再当大学生了。女孩子家迟早是人家的人，不上大学也罢，反倒少了一份精神负担，反正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父亲这样想着。
第二年美英就作了母亲。有一次，某家妇女杂志还在读者来信栏里以“如花似玉的母亲，情真意切的妻子”为通栏标题公开了美英的育儿日志。这一天，美英才给两三年没有来往的云聪打了个电话。她对妇女杂志读上了瘾，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在报纸杂志进行改革以后，新闻界开始为一些好文章举办评奖活动，为了使美英的这篇文章能够入选，杂志社还特地为它加了一篇评论呢。
云聪在学校的表现就和她的长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在大二的时候第一次烫了发，有时也去参加一些集会什么的，至于上课她也会迟到早退，成绩什么的都是中不溜儿。时不时地她也到外语补习学校听课，想把英语水平提高提高。她很喜欢赵东镇，成龙则是她崇拜的偶像。有空的时候她也去找那位高班同学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位高班同学男朋友的朋友的大哥的一些故事，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大哥既不属社会上的这个团、那个圈，也不是前台或后台人物，但他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哥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在“紧急令”发布的那一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枪，单枪匹马靠近总统，在离总统非常近的地方开枪射击，企图刺杀总统。这可真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荒唐行动，他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当然，他刺杀未遂，在现场就被逮捕了。几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少不了有盯梢的便衣警察，那些人就像影子一样成天不离他的身后。每个月国家还要给他生活费，从生活角度来讲他还算是过得去的。正如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有用的土地修成路，有用的学生下大狱。”当时就是这么个年代，经济开发和国家安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上面随便用条理论就可以治住小小老百姓。中央情报部为了把那些“捣乱分子”稳住，不使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就半关不关地放养了一群要被大家养活的“猪”，为此，还加大了税金预算，把养活这些“猪”的钱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
那位大哥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而是被上面发的那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