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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忌之开山讽经，经咒逆耳众僧声。
云雨风流事终后，梦闺私语笑慈明。
一休不仅爱女色，还好男风；不仅有风流好色之举，还喜欢写风流诗，像记普通日记一样记下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将一休和尚的诗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就是好色的汉体诗，最有名的就是那几首歌颂晚年同盲侍者森女相恋的诗。一休写风流诗还喜欢拿中国高僧、文人、帝王、美女说事。
一休最崇拜的高僧是圜悟，他的《续狂云诗集》中抄有圜悟的一偈，那写的是圜悟大师在云居的时候的事。一天，有一个老姑娘来找圜悟，老姑娘来自西蜀，寓居于寺门外，可能是大师少时的情人，如今想续前情，无奈的圜悟只好送她这样的一偈：
三十年前共一头，一头夜夜讲风流。
而今老矣全无用，君的宽兮我的柔。
可见，一休眼中的风流就是指性爱，我们从一休“鱼行酒肆又淫坊”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态度及时代风貌。“聪明的一休”在日本是智慧的象征，他是最受日本人崇拜的和尚，日本人既然认为他是偶像，自然接受他的价值观，模仿他的生活方式。
女人出嫁武家如同进入牢笼
武家制度与嫁娶婚对性自由的限制
平安贵族的生活方式早就被日本武士阶级所仰慕，等到武士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不仅模仿公卿贵族的风流韵事，而且改造了社会的婚姻和风俗，武士们的风流追求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有句俗语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进入幕府时代的日本男人来说另有所指，新的婚姻制度埋葬了他们过去的那种浪漫爱情。因为幕府主张用“嫁娶婚”取代了此前的“走访婚”，使武士的多情受到限制，走访女人的自由因而受影响。
一般认为嫁娶婚在日本流行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到室町时代中期，父权制的嫁娶婚逐渐确定，男方的家长开始为儿子和家仆娶亲，在庭院里为新婚夫妇建造新房。由于是为娶亲而建造的新房，人们因此开始称新娘为“新造”。这样一来，男人虽然可以垄断他们的妻子，但也失去了沾染他人妻子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还有不少日本男人非常追怀昔日的性自由，不喜欢固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婚礼仍以秘密进行的为多。
这种嫁娶婚对于女子的约束最严格，因为新婚夫妇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出现了。当然这种婚姻是由武士阶级确立的，并在武士社会取得支配地位，使女子在这种家庭中经济地位日益低下，必须依赖男子。一般市民和农民虽在慢慢仿效，但在最下层的农民和渔民之中，由于女子是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所以和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力，因此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走访婚姻形式。
然而毕竟日本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主张禁欲，幕府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维持的主要是家庭关系而不是性关系。尽管武士道是严格的禁欲主义，但武士在性方面追求的是满足而不是克制，奉行的是不受压抑的享乐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为主君保持战斗力，结婚生子培养新的战士，性爱和婚姻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武士的妻子与其说是武士的配偶，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固定性伙伴，他们的性生活也只是为家族生殖后代，是责任之性、生产之性。而武士的另一个重要性伙伴就是艺伎，与艺伎之间的性则是为满足浪漫情调的性、情色的性。有人说，做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的必修课，一点不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出征，便不知是死是活，因而要及时行乐，享受性爱之乐，同时又要用性爱来激励斗志。艺伎因此也成了武士们的知音，她们也同样是只管现在快活无论明天死活的人。武士在出征前后找艺伎，也是在准备牺牲生命的同时，寻找自己存在的感觉，此刻的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妻子给丈夫支付嫖资是非常寻常的事，而且看起来是毫无怨言的，从这一点看来，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女子“不妒”的印象是准确的。武家妻子的这种“美德”对近现代日本主妇也很有影响，一个现代艺伎曾经这样回忆过她的一次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告辞的时候，一位主人的妻子站在门口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笔很慷慨的小费。她给了真羽美两份，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伎，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
因此结婚对于武士来说并不意味着爱情走向坟墓，但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确实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性爱道德要求妻子不许对丈夫的婚外恋、玩艺伎等产生嫉妒之心，这是对女性情感和性欲要求的否定，“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戴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像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掩‘嫉妒’这个角”，这就是要求妻子不许批评丈夫，嫉妒丈夫的其他性伙伴。
性欲的压制和宣扬：将恋爱、婚姻分离的武士
武士社会的伦理和家法，对于性爱的态度常常在压抑和宣扬之间摇摆，这主要看当时的将军好色与否。如果将军好色，与民同乐，则武士们可以公然嫖妓；如果将军喜欢独乐，那么武士便不能随便去红灯区（公娼），也不能随便和私娼来往。
在武士的情感生活中，性色与爱情是分离的，情爱与婚姻之间也是如此。婚姻是家族的事，是孝的责任之一；而情爱则是私事。所以有人说：“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曾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
幕府时代主君对于忠诚勇敢的武士在性方面的欲望和越轨是宽恕的，如室町时代的小说《三人法师》描写的那样，将军发现武士爱上某个使女，甚至是天皇的使女，都会设法成其好事。可以说，武士的结婚一般是由他们的主君决定的，武士和艺伎或妓女之间可以纵情，但不能有爱情，只要他们的性关系不影响家族的稳定，将军都可以宽容。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男女可以有婚姻而无爱情，有婚姻而无性生活，甚至可以有婚姻而无丈夫——这个家庭丈夫可能已逝去而只留下一个刻有他姓名的木头（即“木主”），新婚女子可以和一只替代丈夫的公鸡拜堂成亲。武士道对武家的妇女差不多也是如此要求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为人赢得尊敬。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冷酷无情。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做一个女人——不管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4＇。所以，日本女人总得找一个男人做丈夫，而无论他是怎样无能的男人。
日本武士的本性是追求浪漫爱情的，但在武士道的约束下，婚姻和爱情从属于家庭和职分，“自由”爱情的追求受到压抑，压力主要来自家庭和藩的责任。即使是正常的家庭情感生活，由于武士道对男子汉气质的要求，武士是不能在他人面前表达对于妻子儿女的感情的，不收敛的话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一个人讲说自己对妻子和儿女的爱感，讲说任何与家庭生活极其有关的话，那是完全和上等日本人的观念不相合的。西方人时常将家庭关系公开承认、甚至是展览，在有教育的日本人看来，即使不当做绝对的野蛮，至少也将当做狎昵难堪。
在日本，甚至丈夫要和妻子在街上并行着，也不是风俗所许可的；若说将他的臂膊给伊，或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来帮助伊，那就更加不可以了。不过这并不是他没有爱感的证明。
日本武家文化的沉闷和压抑，为武士们，也为后来的日本人找到了及时享乐的解脱方式，即通过性的肉体快感忘掉精神的苦痛，也使日本人在天性和天理之间找到了调和的方式。
武家妻子偷情的技巧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