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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
“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 of 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