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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读的这篇文字，绝对无意揣测死者自杀的原因，也无意追究是谁的责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谁有资格判定原因？谁有资格负起责任？
没有人。没有人有资格。
我写这篇文字，是在读了许多这次事件的报导后，发现了一些你们表达的信念，一些你们采用的态度，这些信念和态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
2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有资格“肯定”她们的死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没有人有资格“否定”任何一种她们可能的死因？
我在报导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长或辅导室主任“排除这种可能”“否定那种可能”，却又同时一再表示“无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们不理解，如果你们无法想象，那你们到底是凭什么“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据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记者石文南的报导——“丁亚雯今天郑重否认，所谓的两人关系的传闻，她强调，绝对没有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及辅导室内并没有相关的说法及访谈纪录。”
丁校长，“辅导室内没有纪录”正是整个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么反而拿来当证据？如果警察认定某人犯了罪，通缉他，这人还会在彷徨无助时，上警察局去“求助”吗？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纪录，只能是“忏悔录”、“犯罪纪录”而已！
3
所以；我接下来就必须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只请问丁校长，而是请问在整个事件中，曾经表达过意见的北一女师生，因为我相信整个学校的气氛，不会只决定于校长一人——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爱情和性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种人类的感情，就是不提爱情，好像人类文明，跟爱情或性都没有关系似的。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爱情”或“性”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爱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做，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时，我实在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你们，不论死者自杀的原因为何，请你们想想，你们所以会拒绝面对、会极力排斥、会极度困扰，可能正因为你们就是那遗书中所说的“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啊！
你们已经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你们有尝试稍稍改变她们所谓“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吗？我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点“本质”上的努力或觉醒。
那你们要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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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手咚咚咚~有时家人真可怕 …＇痛快日记（1998）＇
小＿说txt天＿堂
1
有些人的家人很可爱，有些人的家人很可怕。
有些人的家人既不可爱，又不可怕，只是各忙各的，有点冷淡。
我的运气很好，家人都很可爱。可是我还是常常觉得：“这好恐怖呀！”
好恐怖？什么事情好恐怖？
“家人不能随便换！”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每次去餐厅点菜，我都喜欢点些没吃过的东西，等到食物上来了，如果真的难以下咽，像日本纳豆这么诡异的东西，我就乖乖尝点味道，把付的钱当做是“观摩费”，意思等于花钱进博物馆去看两千年前的干尸木乃伊、增长些见识。
点菜点到不好吃的菜，起码是自己点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
恋爱遇到不良的爱人，起码是自己选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唯独“家人”，既没经过“点菜”的步骤，又不像恋爱可以“交往一阵子看看”。
家人，是像头发指甲一样，“配备给你的”。
头发指甲，你还可以染染剪剪、自得其乐一番，虽不满意，但总能整修到尽量满意为止。
家人可不容你“整修”。虽不满意，只好接受。
再烂的菜，撤离桌面也就恶梦消失。家人则每天上桌、各有表情，最要命的，他们还会开口说话！
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
我从小就觉得这件事不能接受——
虽然我“配备”到的家人真是已经很象样了，可是凭什么不让我再挑一挑？
万一还有“更理想”的呢？
就算是到玩具店也要让我挑一挑吧？
2
有部比利时电影叫“托托小英雄”，主角托托从小就坚信自己和隔壁床的婴儿，是在育婴室火灾时，被两对慌张的爸妈抱错了。
托托认为邻居那一家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家人。邻居帮小孩过生日的排场，是原本该自己享用的排场，邻居那家的华屋、轿车、美好假期……全部都应该归他的！
可是这一切，却被一个火灾当中抱错的婴儿抢走。
托托坚持自己“被抢了”。
他幸福的一生，都被抢走，而强盗留给他的，是一群他不要的家人、一个他不要的人生。
托托疯了吗？
托托没疯。托托只是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为什么不是我”的疑问和遗憾，放大了一百倍而已。
平民家的小孩，想要生在权贵之家：“为什么不是我？”
富豪家的小孩，想要生在平凡之家：“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托托乐活越生气，做了一个荒谬的决定——他开始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抢回来！
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跟托托不一样，我们没有“假想敌”。
我们就算要下手去“抢回来”，也不知道要抢什么？
不过，我们比托托幸运一点。
我们也许跟托托一样，被“配备”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家庭。
可是胜过托托的，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自己的人生，不必像他那样，死盯着一个“别人的人生”不放。
托托像电子游戏的主角一样，已经被设定了程式，不完成任务，不能结束游戏。
想象一下被关在电动玩具里的凄惨，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人生被设定，就没有乐趣。
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答案没有正式揭晓”前，什么都是可能的。
3
在长大的过程里，我慢慢搞清楚，为什么我在外国人写的小说里，得到比较多的力量；为什么我在看外国人的戏里，也得到比较多的力量？
我发现：外国作品里出现的主角，常常是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而中国人作品的主角，要不就是被“家人”团团围住，要不就是被“国家民族”当头罩住，闷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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