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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我就不可避免地遇到最后一个问题：我的生存本身便是一个纯粹的偶然性，我完全可能没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我活着到底有什么道理？
我不愿意我活着没有道理，我一定要给我的生存寻找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的确这么做了。而一旦我这么做，我就发现，那个为我的生存镀了金的理由同时也为我生命中的一系列偶然性镀了金。
我相信了，虽然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然我已出生，宇宙间某种精神本质便要以我为例来证明它的存在和伟大。否则，如果一切生存都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永恒的精神之火用什么来显示它的光明呢？
接着我相信了，虽然我和某一个女人的结合是偶然的，由此结合而产生的那个孩子也是偶然的，但是，这个家一旦存在，上帝便要让我藉之而在人世间扎下根来。否则，如果一切结合都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世上有哪一个女人能够给我一个家园呢？
我知道，我的这番论证是正确的，因为所论证的那种情感在我的心中真实地存在着。
我还知道，我的这番论证是不必要的，因为既然我爱我自己这个偶然性，我就不能不爱一切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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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尘世遭遇的意义（1月9日）
泰戈尔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康德哲学的诗意表达——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绊倒在物体上，我们抓牢这些物体，相信它们便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光明来临时，我们放松了我们所占有的东西，发觉它们不过是与我们相关的万物之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的黑暗，是指尘世，现象界，封闭在现象界里的经验自我；光明，是指上帝，本体界，与本体界相沟通的精神自我。在现象界中，我们是盲目的，受偶然的和有限的遭遇所支配，并且把这些遭遇看成了一切。如果站到上帝的位置上，一览无遗地看见了世界整体，我们就能看清一切人间遭遇的偶然性和有限性，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
非常正确。不过，我有两点保留或补充。
第一，我们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尘世遭遇，但是，我们永远是凡人而不是上帝。所以，每一个人的尘世遭遇对于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时，那把我们绊倒的物体同时也把我们支撑，我们不得不抓牢它们，为了不让自己在完全的空无中行走。
第二，在我们的尘世遭遇中，有一些是具有精神意义的，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对天国的事物有所领悟。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时，如果我们从来不曾触到另一双也在摸索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爱的光明就永远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珍藏着某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用它们纪念人生中难忘的经历，虽然它们在整个宇宙体系中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我相信，即使上帝看见了它们也会赞许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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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亡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1月10日）
死亡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当我们自以为在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别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设、想象、类比等等。
在泰戈尔的作品中，便有许多这样的类比。
类比之一：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蛋，我们暂时寄居的这个世界是蛋的外壳。当我们被这个世界限制住的时候，就如同蛋壳里的小鸡，对于蛋壳外的更自由的生存是完全没有一个概念的。而死亡，就是我们破壳而出，进入真正自由的境界。
类比之二：我们的现世生命如同束缚在果实里的种子，死亡则是种子突破果实的束缚而成长为一棵树。不朽并非坚持我们所熟悉的现有的生命形态，而是一个不断超越生命特定形态的过程。
类比之三：我们在童年时不能想象成年之后会有全然不同的生活兴趣，与此同理，我们不应该以现世生活的欲望为样本去构想或否定我们的死后生活。
如此等等。
在这些类比中贯穿着一个简单的逻辑，便是：死后是一个完全的未知数，我们不能根据已知的现世生命状态去衡量它。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说因为现世生命状态的终结而断定死后是虚无，这是武断，那么，把死后设想成一种与现世生命状态恰好相反的自由永恒境界，这同样是武断。有什么理由说死亡是小鸡破壳而出、种子变成树、童年变为成年，而不是一只鸡、一棵树、一个人的生命的真正结束呢？人生中确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体验，在我们尚未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单凭想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形成一个概念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死后也属这种情形，因为至少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随着生命结束，一切体验也都结束。
类比是迷惑人的。不过，我不反对类比，因为对于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除了用类比或其他诗意的解说来鼓励自己之外，还能够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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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活的减法（1月11日）
这次旅行，从北京出发是乘的法航，可以托运60公斤行李。谁知到了圣地亚哥，改乘智利国内航班，只准托运20公斤了。于是，只好把带出的两只箱子精简掉一只，所剩的物品就很少了。到住处后，把这些物品摆开，几乎看不见，好像住在一间空屋子里。可是，这么多天下来了，我并没有感到缺少了什么。回想在北京的家里，比这大得多的屋子总是满满的，每一样东西好像都是必需的，但我现在竟想不起那些必需的东西是什么了。于是我想，许多好像必需的东西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天天都很忙碌，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直到这次出发的前夕，我仍然分秒必争地做着我认为十分紧迫的事中的一件。可是，一旦踏上旅途，再紧迫的事也只好搁下了。现在，我已经把所有似乎必须限期完成的事搁下好些天了，但并没有发现造成了什么后果。于是我想，许多好像必须做的事其实是可做可不做的。
许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必需，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当我们清理自己的居室时，我们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都舍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们必须搬到一个小屋去住，只允许保留很少的东西，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么，我们即使有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只有一间小屋的标准来限定必需的物品，从而为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间？
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认为必须做，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们列入了日程。如果让我们凭空从其中删除某一些，我们会难做取舍。可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日不多，只能做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么，我们即使还能活很久，又何妨用来日不多的标准来限定必做的事情，从而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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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心灵的空间（1月11日）
在写了上面这一则随想之后，我读到泰戈尔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话，不过他表达得更好。我把他的话归纳和改写如下——
未被占据的空间和未被占据的时间具有最高的价值。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
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忙人。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也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空间呢？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地闲适和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