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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故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材，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有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二十三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则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唯一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洱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分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城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挺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则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枝“，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是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育年千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乡长和街、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由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二十二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货，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各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任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寮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祖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督。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路，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易。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拉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民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广的机器，大都构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