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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己”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夭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着。惟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辏А⑺锟频惹壹峋鲅乙煌诰旁戮湃粘司┗Τ等ド虾！Ｒ皇惫诟窃萍醒胫醇辔酥廖魃交嵋榕芍盍煨淦爰虾！＞旁率漳擞商贰⑺铩⑼舻瘸雒嫜朐诨Ω魍荆诟甑锹肺槌嘣⑺富盎幔换蝗炒笸沤岬囊饧５交嵴呒朴校和粽酌⑻费雨＇、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辏А⒑好瘛⒉淘唷⒗盍揖⒔酌⒂谟胰蔚热宋Ｎ裎保至鞯Ｈ沃飨＞挛被嵋哺淖椋姓⒗盍揖⒗钭谌省壮珈⒎胗裣椤⒀治健⒑斡η铡⒊糖薄⒅炫嗟碌雀呒督炀毖 �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