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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钞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京沪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仿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暗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殻В治薏摺６浜悍矫嬖蚧疃伤巫游睦椿ψ芾斫⒄阋淮牟普退笆眨晒衾椿ψ橹苷尾浚贫械澄窆ぷ鳌９膊沉煨涑露佬恪⒅芏骼础⑼羰倩染谏虾４笏粱疃Ｉ虾９せ崞孓固欤淹耆牙肓斯竦车恼莆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巳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抱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四月二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二）
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四月二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胜利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注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祟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工农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四月五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分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四月二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察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四月十二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薰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京、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四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