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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拂晓，我军第一、二两旅遂奉命出击。惟敌军火力优越，人数众多，我军颇有动摇现象。时白参谋长亲率第四军的两团在九仙岭北麓第一旅后方作预备队，见战况激烈，故意迟迟不进。到了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已呈疲惫状态，白氏才率生力军出击，孙军立呈动摇状况，我即下令全线出击，孙军乃全线溃退。我军分途追击到驲南车站，掳获人马器械无数，遂于阵地彻夜露营。
原先我军进攻德安时，几乎未遭敌人抵抗，而德安为南浔路的中间枢纽，何以故军轻易放弃，当时殊为不解。至九仙岭一役之后，自掳获敌人秘密文件中始悉个中玄秘。因敌军已预料我军必以主力攻德安，乃故意以少数部队驻守，诱我入瓮，拟于我军攻入德安后，即以优势兵力由南诗车站和马回岭南北夹击我军，以完成一大包围歼灭战。讵知我军进攻德安时，却派有贺师同时攻击马回岭，复有第四军临时协助。到孙军由南诗车站向我军进攻时，其北路马回岭一带的敌军已被我张、贺两师所歼灭。于是我军复得用主力再破南诗的强敌。孙军夹击之计因此失败，反为我各个击破，敌人可谓弄巧成拙了。
南诗之敌既破，北路我军贺师也于同时进入九江城。五日晨得报，知建昌、涂家埠方面敌军已星夜乘船退往吴城、星子。我便令张师向星子追击，同时自率第七军赴涂家埠，和第一师及第六军会师。当程潜、王俊各率所部抵涂时，适南昌方面孙军主力正南下向我军反扑，我军几被包围，情势危急。总司令乃急调第六军南下救援。程潜以所部损失甚大，本人又患疟疾，乃商请白参谋长崇禧率第六军的四团往援。白氏以第七军为渠素来所指挥，作战可以得心应手，乃商之于我，调第七军的第一、二两团同往，赴援南昌。至王俊的第一师和七军的第七旅则向吴城追击。
六日午后到达南昌郊外时，敌已先行撤去，我军遂克复南昌。同时第七军亦克吴城。吴城三面环水，敌人无路可逃，除少数乘船漏网外，全数缴械。其第四旅旅长崔景贵以下官佐十余人俱被俘虏。
九江、南昌相继克复之前，孙传芳知大势无可挽回，已先行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则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退。白崇禧奉命追击。七日到达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不能渡，遂悉数被俘。是役白崇禧俘获孙部军长杨赓和、梁鸿恩等以下官兵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三万余枝，及其他器械、弹药不计其数。江西之敌至是遂完全肃清。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九章：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
（一）
当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军肃清江西之敌以后，革命军的声威可以说震撼全国，中外侧目。此时实际归于国民政府统辖之下的地区，计有：粤、桂、湘、赣、鄂、闽、黔七省，西北的冯、阎都已声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纷纷派员来通款曲；安徽的陈调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国最跋扈强横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被彻底击破。革命军扫荡东南和中原，直指顾间事耳。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简直有传檄而定的趋势。
谁知正当革命势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建设前程似锦之时，我革命阵营内的弱点也逐渐暴露，胜利浪潮中所潜伏的各种暗礁，现在都要露出水面了。
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本身有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黯傲，猜忌嫉妒，无不俱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例如江西肃清后，严霜如雪，岭南子弟不惯于寒冷气候，多已瑟缩难耐，然后方军毯运到时，蒋总司令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就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俞谓，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说：“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的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官兵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
又如马口之役，白参谋长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总司令和我们各军长都曾亲往视察，欣慰无比。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故面请蒋总司令将该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给各该军补充。蒋氏未置可否，白氏误以为总司令已默许，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为主帅的蒋氏却反露出满面不愉之色，大不以白祟禧专命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但是总司令的原意何在，三军将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军中偶语，啧有烦言，皆以蒋总司令的作风，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钳人之口。所以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抑有进者，在北伐各战役中，蒋氏所认为嫡系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何应钦的东路军入闽虽节节胜利，然浙、闽地区固非敌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荫人部原不堪一击，而北路作战，自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亦无赫赫之功。嗣后南昌一役，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于九月二十一日“失踪”，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战功言，第一军不特较之四、七两军膛乎其后，即与二、三、六、八各军亦难相等。然蒋氏仍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岂能服人之心？
再者，当时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极坏。王家铺战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一百五十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我军当即遵奉总司令部训令，将该批学生分发到营、连内任见习官。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不听营、连长的约束。每届行军或宿营时，均任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并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一而足，颇有不屑与所属部队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的模样。也许他们自以为在校时朝夕与共的将级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对这些中、下级军官何能放在眼内。何况蒋校长今已位居最高统帅，这批学生以天子门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当时目击这种情形，便引为隐忧。因为他们在校时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极肤浅，而在见习期中，又未能养成格守军纪、吃苦耐劳的习惯，将来如何能与士卒共甘苦，而为国家的干城？
北伐军既底定江西，驻节南昌的蒋总司令也已深知此辈“天子门生”的种种劣迹，因曾一度集合驻地的黄埔学生，痛加训斥。所言至为沉痛而切要。事后并将该项训词油印分发在各军中见习的黄埔毕业生。我见这训词，曾大为赞赏。因黄埔学生的骄纵，如不加抑制，小则将贻害此辈青年的本身，大则足以祸国殃民，实在不可不预为之计。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我和蒋氏在九江牯岭闲谈时，曾言及革命军中的缺点，彼此均有同感。蒋提及上项训话，我说我已拜读。他问我意见如何，我便乘机向他建议，略谓今日总司令的地位，实际上已负荷了党、政、军的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他听了这两句话后，立刻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继续陈述道，总司令责任重大，远在前方，对黄埔军校一切事务，自然鞭长莫及，难于兼顾，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学兼优、并热心致力军事教育的人才，担任黄埔校长的职位，假以事权，责以成效，必可训练出脚踏实地的优秀干部为国家服务。中央如决心以身作则，必能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的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我力劝他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免学生有“天子门生”的观念，自我特殊化。我说，革命军中一有部队特殊化，它必然自外于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与其他部队对立的现象。如是，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包，将致后患无穷。蒋氏倾听之下，默不作声，态度也顿时变为严肃。我当然也只有言尽而退。
后来总司令部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我和邓演达、陈公博、陈铭枢三人某次闲谈，我便说我曾劝总司令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我说：“当然说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而且是应该说的。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练兵减少困难。
邓笑着说：“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二人知蒋也较深，他们也认为我为蒋氏谋，却偏与蒋氏原意相反。我们检讨之下，都有不胜欷殻е小�
由于蒋总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军上行下效的结果，唐生智首先便发生问题了。唐的第八军、先于武长路，缴获由岳州一带溃退敌军的大批武器。后自嘉鱼渡江，汉阳、汉口之敌，因刘佐龙反正而仓皇撤退，所遗械弹又为该军所得。唐生智更于汉阳取得规模极大的汉阳兵工厂管理权，所获尤丰。唐氏乃乘机招兵买马，扩充所部实力。在我军破武昌后，唐氏遂囊括武汉三镇，声威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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