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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样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买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声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卒，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部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较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辞，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财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民国十五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予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纷歧。我在玉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执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霄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玉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控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征税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民国十五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佘力。民国十五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咀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学问如何可钦，一概在摈斥排挤之列。这三派你争我夺，把广西教育界弄得乌烟瘴气。
广西统一之后，我们任命甘浩泽（沛霖）为教育厅长。甘君为留日学生，人尚老成，惟不久因事去职。我们遂于民国十四年二月另委黄华表为教育厅长。黄氏藤县人，广东师范出身，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照理，以黄君的学历任教育厅长，应无问题，孰知他胸襟狭隘，派系之见极深。就职后，竟将北京师大及广西师范出身的枝长，不分皂白，逐一撤换，而代以广东师范出身的。其任免人员毫无标准，悉以派系为依归。于是全省教育界舆论大哗，经我们调查属实，乃把他撤职。当时不仅教育界，甚至西医也分派别，德日派和英美派也互不相让。自黄君为此撤职后，此风稍敛。
关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首先致力的为公路。陆荣廷时代，广西仅有自南宁至武鸣的公路一百二十华里，此路事实上为陆氏私用，和国计民生无涉。到马君武为省长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兴修南宁通柳州的公路、然动工经年，只修了五里多路，即行搁置。广西统一后，建设厅乃正式兴修公路网，计有南宁经柳州至桂林、黄沙河线，南宁至龙州线；宾阳经玉林至苍梧戎圩线。玉林经陆川至石角通广州湾线，荔浦经平乐至贺县、八步线。此外水利建设、植树，开垦、开矿等也着手兴办。至于兵工方面，我们也着手改良，并扩建原有的修械厂。原先我在玉林、黄绍竑在梧州都有小型的兵工厂可以翻造子弹，修理各种枪械。至是，乃将原厂扩充，或迁往他处成立兵工厂，试造无烟药、轻重机枪、步枪和手相弹。另设专厂自制硝酸、硫酸，实行兵工自给，都颇有成绩。
（三）
广西经我们艰苦卓绝的整顿之后，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时广东方面也已逐渐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党、政、军各方面都显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广西的新局面颇能相得益彰。瞻望全国大势，我们革命势力定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日夜辛劳，百废待举的情祝下，我们少数领憾人物责任之大，自不待言。而正当此时，我忽然发现黄绍竑的私生活竟相当浪漫和颓废，甚至瞒着我们偷吸鸦片。黄氏身为民政长，并兼军长，在军、政两方面的地位，仅次于我、此种生活，不将影晌官箴，抑且对革命风气和他本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损害。
我觉得黄氏此种颓废浪漫的生涯，终非了局。加以他自戕过度，身体日见消瘦。当时我们于开会或晚饭后，每好作非正式的谈话，借以检讨军、民两政进展的得失，用资改正。而黄氏则常借故溜走，因此我更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