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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通西江之时，在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俄顾问鲍罗廷于是年十月初抵广州，协助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包括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履行入党手续。我在桂平时，广州中央和革命军驻梧州将领李济深都派人来约我去梧州会议，并办理入党手续。我当时不明底细，因说我原是同盟会员，何须再入党呢？后经李济深解泽，始知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员也须重行介绍登记入党。我因此便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二人的介绍，重行登记，加入正在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在梧州之行后，我遂迁司令部于桂平。这时黄绍竑和我虽已统有整个西江上游，然我们的实力仍甚单薄，质虽优良，量究有限。而这时广州大本营本身复受制于滇、桂诸军，竟至号令不出士敏土厂。黄绍竑虽曾两度去广州，并谒见总理，陈诉我们孤军作战的艰苦。然大本营方面也无力支援我们。这时广西的地方实力是陆荣廷、沈鸿英以及我和黄绍竑，俨然成鼎足之势。然陆、沈二人各有一、两万人枪，远非我们的实力所能比拟。所以在我们羽毛未丰之前，我们只有虚与委蛇，以免遭受压迫。唯绍竑既已旗帜鲜明，号称“讨贼军”，公然与陆、沈为敌；我地据大河上流（桂人俗称浔江曰大河），便有缓冲的作用与义务。因此在陆云高部被解决之后。我仍旧须掩护黄绍竑免其遭受陆荣廷的威胁。
陆荣廷虽然找不到攻击我的藉口，但是对黄绍竑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因为梧州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复为富庶之区，陆氏如能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三则可报答北京政府殷切的期望。有此三利，使陆氏向黄绍竑用兵的计划，如箭在弦，势所必发。陆氏遂想利用我做前驰，俾渠本人能坐收渔翁之利。
到民国十三年春初，陆氏果然派代表陈毅伯来桂平和我谈判，要我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此时我应付陆氏的代表殊为不易。我如顿加拒绝，则陆氏可能以此为理由向我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向我们夹击。而广州方面，外有东江陈炯明的牵制，内部的滇、桂军又离心离德，自无力助我。我忖度陆氏的策略，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与我先去其一。他见我力量较小，因选择我和黄绍竑为第一个对象。我如与他决裂，陆氏必联沈以制我，这正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所以我当前的抉择，是不到必要时不与陆氏正式决裂。应付的方法，当以政略战略各项利害说服陆氏，转移目标，以度此难关。
主意既定，我便告诉陆的代表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本人认为有填密考虑的必要，并非有所爱于黄某，只是在战略上分析，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且能直捣广州，则应向下游用兵。如老帅志不及此，仅欲收复梧州，则衅端殊未可轻开。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之局。中山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者，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和广东交兵失利，则北京政府纵欲援助，也问津无由！老帅若有志于恢复旧日规模，则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未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是则老帅本身实力尚不能充分利用，与北方的通路也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窃以为不可，愿老帅三思之。
陆氏的代表将我的意见拍电给陆氏。不久陆氏便回电，仍坚持原议，力促我勉为其难，担任前驱。他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拨给我指挥，辞意非常坚决。我知其不可以利害动，也只好表示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要他的代表按我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仍志在必行，则我宁愿撇返玉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简贤能东征。然老帅兵非义动，计从下策，我不忍桑梓遭劫，且为老帅惋惜。此电去后，孰知回电立至。他电文中说，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不久，陆氏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陆晤面，而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氏入城后，加意绥抚商民，申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即率部回桂林。这消息一出，沈氏极感不安。马济原为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渠将无容身之地，乃挥军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竭力猛攻。陆氏部众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氏情急，只得檄调后方各军前来桂林解围，并乞援于湘军赵恒惕。然沈鸿英向称剿悍，陆氏自南宁、柳州一带所调援军，如陆福祥等又各为保存实力，不愿力战，都不能迫近佳林城区。赵恒惕所派的湘军叶琪、李品仙两旅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被围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沈军曾一度将城墙炸裂，然为守将韩彩凤击退，不得入城。直至五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乃开始讲和息兵，沈氏答应解围，陆氏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鸿英。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讲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乘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不定应先讨沈，还是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事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吁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抬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二）
先陆后沈的决策既定，便部署进行定桂讨贼。两军兵力合计约有一万人，粮饷来源的根据地共有十五县。在我治下的有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九县。绍竑分治的则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旗号则沿用旧军方式，以主帅姓字书于旗帜之中。定桂军用黑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李”字，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黄”字。
经黄、白和我三人详细讨论后，我们决定分两路出兵讨陆。这时陆氏部队尚有一万多人，分据数十县，所幸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个别击破。部署既定，我们乃于民国十三年五月间将两军主力集中于桂平、贵县附近，分两路前进。一路由我亲自指挥，包括定桂军李石愚部和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所部，乘船溯江而上，直迫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包括定桂军何武、钟祖培和讨贼军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则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
部署已定，师行在即，黄绍竑乃开始在梧州封船，以供军运。南宁方而已有所闻。这时陆茉廷的南宁留守是林督办俊廷。林氏得报后，即拍电来问我说，风闻大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但他本人不相信此事，因为他一向认为我是好人，决不会乘人之危，进攻南宁。所以他想来贵县和我一谈，以息谣诼。我接电后颇觉为难。最后我还是复他一电，欢迎他来一叙。同时去电梧州，通知黄绍竑。电出不久，林氏即率兵一连，乘轮至贵县晤我。
林氏到后，我便招待他在县署内住下。这是我初次和林氏见面。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竟夕谈，颇为投机。这时黄绍竑的复电亦到，他要我把林俊廷看管起来。我看过了，便塞进衣袋中；因为我觉得把这位老先生拘押起来是徒招恶名而于事无补的。我决定仍以礼待他，并于翌日送他上船回邕。
行前，林俊廷告诉我说：“外面人都说你们要攻打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