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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国民党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鎯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我：某次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的幕后大员、纽约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蒋介石独裁腐化“，因有意”送李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以替代蒋氏“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以翦除蒋氏，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作难民，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国，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或是艾森豪，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纳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帐新算，借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
”德刚，“甘公告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搭线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搭线人，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搭线人‘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做”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做”退休也不容易“，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罢。
十三、《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信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己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公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七十年代末期侍母返桂林定居时，乃又将此稿送交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在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还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戆直的洋学者们，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着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五十年代上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旦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十四、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氏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固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的，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六十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加上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着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去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