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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雷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最多彩多姿的一段。
其外顾氏还藏有外交私档三十七大箱，他有意捐存哥大。这对我这位学历史的来说，也真是一座宝山。经顾氏面托、校方授权，我又负责把这三十七箱文件和顾氏四十年的英文日记，接收过来，并负责整理、编目和摘由。为此哥大当轴又调我以助教授身分，兼该校中文图书馆主任，并要我订出中国文史资料的整理和扩充计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项工作是万般繁重的。
这个中文图书馆，不提也罢。我接手时，它哪里是个图书馆呢？简直是个伟大的字纸篓。几乎半数以上线装书的书套，都可摇得丁东作响。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报，由于长期高热烘烤，无不触手成粉。抚摩之下，真令人心酸泪落和愤恨。
对这二十余万本珍贵图书的抢救，我自觉责无旁贷。中文部的华裔同事们如鲁光桓、王鸿益、汤乃文、刘家壁、汪鲁希、吴健生诸光生与我早有同感。因而在我于一九六二年秋初，卷袖下海之时，大家同心一德，通力合作。他们也被我这个”主任“推得团团转。这是我祖国文明的珍贵纪录。我们只想把这宗世界闻名的汉籍收藏抢救下来，如此而已。
但是谁又知道我们这几位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地为大学做了这桩无名无利的苦工——我们的薪金都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却惹出校中有关部门意想不到的嫉忌和打击。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众口交赞、远近闻名的工作成绩——这成绩，纵迟至今日，该校上下还是继续认可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这才使我逐渐感觉到我个人已被卷入美国学府内所司空见惯的最丑恶的”校园政治“。我们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中文部“，要生存下去，它这个”主任“，就得应付人事、援引党与，甚或谄笑逢迎，踢它个校园内的政治皮球！
笔者一介书生，偷生异域。要如此降志辱身？！为着是保持这份嗟来之食呢？还是为着对这宗汉籍收藏的”责任感“呢？”责任感“与”自尊心“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一个善于逢迎的人，他的灵魂里是不会有太多”责任“的。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为着”责任感“，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责任何在，那你也只是个市井暴徒而已，市井暴徒能完成什么”责任“呢？你牺牲个不明不白，”烈士“”义士“云乎哉？
加以当时哥大校内的”中国学“名宿，老实说，也不知道大学的汉籍收藏究有几本书。他们各有一个专钻的”牛角尖“；只要在这”尖“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能一索即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尖子以外的万卷典籍，干掉、霉掉、烂掉、偷掉，管他鸟事？！我这位”主任“，日不暇给地在忙些啥子，他们除掉那一索之需之外，全不知情，也从不关心。再者，这些尖子与尖子之间，往往亦各是其是，积不相能。在彼此龃龉之下，有时还难免拿无辜的第三者出气。所以要他们并肩而坐，为我这堆烘烂了的中文图书说点公道话，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后来我的继任人，他在详阅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之后，对我在那种环境下，毫未泄气地干了七年，而感觉惊异。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九、对《回忆录》的最后赶工
就在上述这段极其糟乱的发展过程之中，李宗仁先生仍不时找我去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和出版他英文版回忆录的琐事。他老人家是位中国前辈，对洋人习俗，初无所知。在洋人看来，我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只是”受雇执笔“。一旦调职，我这执笔人和哥大这宗”财产“的关系，便要看当初”聘约“了。合约不清，则凭大学随意决定。它如要我为它的”财产“继续工作，按法它是要对我按工计值的。大学既不愿出此”值“，它也就不好意思无酬地要我续”工“了。
无奈那时李先生己存心返国。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
加以李德公是我祖国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公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馀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煞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十、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氏通信，亦偶有报导。李氏在北京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同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七月八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夫，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三一四期，黄旭初着《李、自、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十五页。）
李宗仁先生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罢？！
十一、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先生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国，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的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懂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抗衡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戴高乐想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奉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是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曾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找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