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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纪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失妇，夭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罢。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间。
李先生很欢喜我这种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常时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人多了有时也宾客盈室，笑语喧哗，俨然是”代总统府“在海外复活。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公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着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词。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两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公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上，和用字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中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过，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着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偷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O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公对我的自谦之词）；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牌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和她们都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通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种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投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他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象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失、宋子文……这类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五通“也者，俗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等等”广大“之”神通“也。
沈君说：”不搞！不搞！“
”为什么不搞呢？“我又问。
沈君微笑说：”火候到了，自然‘五通’俱来……我们不能为修‘五通’而学佛……“
”火候到了！“真是禅门的一句渴。
”火候“不到，如何能谈”通“呢？
那时笔者亦已放洋十载，在美洲也曾参加过洋科举。但是笔者毕竟是中国农村里长大的。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又怎能和美国的科第中人，参禅说褐呢？！
李宗仁先生那时是坚决地支持我写作计划的当事人，坚决到几乎要拂袖而去的程度。这反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那样坚持我的一得之愚。林冲说得好：住在矮屋下，哪得不低头呢？事实上，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原因，也倒不是赞成我免修五通。他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这一点却正是哥大的清规戒律所绝对禁止的——历史不历史，对他倒是次要的。但他至少是不愿做个专门提供”内幕“和”秘史“的学术情报员。虽然他这条”资格“，最后可能导致他死于非命，他所能提供的”内幕“也实在是很有限的。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着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
在这两个壁垒之间，我这个撰稿人何择何从？！当时也真是一言难尽，煞费心裁！
八、李传以外的杂务
笔者与李宗仁先生合作，前前后后虽然拖了六七年之久，但是我为这中英两稿的”全时工作“实不出三整年——虽然这两本一中一英的回忆录，都是部头相当大的书。它们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在全书尚未煞青之时，我又被调去访问已故黄郛将军的遗孀，黄沈亦云夫人。黄夫人是位能诗能文的才女，那时正在纽约撰写她的《亦云回忆》。她并带来数箱黄郛将军——那位”摄阁“国务总理，”塘沽协定“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把兄弟“——经手的绝密文件。
我的任务是帮助她清理并考订这几箱无头无尾的”密电“和”私档“；并襄赞她老人家改写其回忆录，同时把她自撰的”中文初稿“，增加史料，改头换面，译成英文。
那时寓居纽约一带昔年的中国政要，有意来哥大加入”口述历史“行列者，可以说是成筐成篓的。大学人手有限，应接不暇；所以我上项助理黄夫人的工作，乃被硬性规定——限六个月完工。我便以这迫切的时限，把冗长的《亦云回忆》的中文稿，以英文改编”从……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廿五章“（见一九六八年台北出版《亦云回忆》中文版上册、作者自序二），凡八百余页，亦三十万言。
那几箱”黄郛私档“，是笔者在海外所见真正的”内幕“和”秘史“——关于”闽变“的秘史。我在”民国史“上，很多心头上的不解之结，一读之后，均豁然而释。我对这些”密电“所发生的”考据癖“，大致与胡适之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相上下罢。
黄夫人对她丈夫这几箱遗物的内容是不太了解的。我细读之后，向她解说，黄夫人就想改写她的《亦云回忆》了。她改是改了，并另写一篇《自序》——《自序二》。但迫于时限，所改无多。我在她译稿上由她批准的”改写“，也”改“得有限，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黄稿甫竣，校方又改派我接替对顾维钧先生的访问。我接替的工作阶段，正是顾氏”学成归国“，兼任外交部和大总统府的”双重秘书“，亲手译泄”二十一条“，其后经过”巴黎和会“、”华府裁军“，又继任外长，递升内阁总理，代曹大总统”捧爵祭天“；北伐后隐居东北、襄赞”少帅“；”九一八事变“后，参预国府外交、招待”雷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