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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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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附,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棋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做“炒排骨”,连长叫做“莲子羹”)。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棋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作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斌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失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棋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见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七章:讨龙之役与初次负伤
  (一)
  林虎先生,别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林仅二十岁。初任哨官,驻桂林。旋位至管带(校官阶级)入粤驻防钦、廉。辛亥武昌起义,升为团长,率所部参加北伐,进驻南京。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时,江西都督李烈钧起义独立,林氏时为李的混成旅旅长,据守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地区。袁世凯派李纯统率大军南下,进击李、林等部,久攻不克,后来绕至上游,由武穴偷渡长江,经南昌截断南浔铁路,才将林部重重包围。悬赏以缉林虎,生死不拘。此时,南昌省垣忽生兵变,李烈钧微服出走,大势已去。林氏乃率部突出重围,到达湖南醴陵县。自动解除武装,将枪械弹药送予素与革命党人有默契的谭都督延阁。林氏本人则潜逃海外,度其亡命生活。时人曾誉之为彪虎将军。
  到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林氏即潜回广西,策动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褐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制覆亡、护国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当时为讨袁而设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界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虽位卑人微,无关轻重,但每思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人固宜择善而事,私衷亦颇欣慰。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可惜当时中国政治未能进入法治常规,内战频仍,致使他常陷逆境,为时代的牺牲者,然吾人固亦不宜以成败来论英雄。林先生晚年曾于柳州经营一小农场。中共席卷大陆后,尚未听说他遭受清算,而被推为人民政协委员,亦不幸中之大幸。
  本团团长周毅夫先生,广西恭城县人,也系早期同盟会革命党人。营长黄勉,连长李其昭以及全团上尉以上官佐,十之八九出身干部学堂,士兵则概由广西各县招募而来,所以皆系本省人民。我至连上到差时,他们在肇庆集中徒手训练了还不到两个月,新兵基本教育尚未完成,也无枪械。在我报到后五天,才由日本运到一批六五口径的村田枪,发给士兵,方开始实施持枪教练,这批枪枝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过时的废物,不堪用来作战了。惟当时中国军队获得此项武器,确已心满意足。不意当我军正在积极训练、秣马厉兵、准备北伐讨袁时,袁世凯忽于六月五日暴卒。袁氏既死,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总统,以段棋瑞为内阁总理,通电全国息兵,这样护国军也失去了作战目标。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乃准备解散,所辖各军也听候编遣。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之局。南方各省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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