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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筹备稍有眉目，九月初遂遣梁参谋处长率职员十余人自汉中飞平，九月二十日萧秘书长一山，王参谋长鸿韶也飞往布置北平行营成立事宜。时接收平、津的负责人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省主席孙连仲。前已说过，孙的基本部队早为中央割裂，他现奉命指挥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循平汉路北上，连仲本人则在新乡督师。不过他由参谋长吕文贞率领的前进指挥所则早已入驻北平。中央各部会以及戴笠的特务系统也已在北平成立机构，分头接收。
十月二十六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
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故宫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于万一。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乃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愧惭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如何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浑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经我痛斥之后，马汉三之徒劣迹稍敛，平、津市民始粗可安居。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
（二）
胜利之初，北平的另一难题便是粮食与燃料问题。因为战事刚结束，交通还未恢复，北平四郊又不平静，避难进城的人日多，以致城内发生粮荒。时近严冬，煮食、取暖用的燃料也供不应求。北平本有居民二百万，复员而来的四个国立大学员生在万人以上，解除武装的日军也有数万人，众口嗷嗷，无以为炊。各大学负责人不时到行营来请求设法，华北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也不时来谒，请求发给俘虏粮食。我行营虽无实权，却是各方瞩望殷切的最高机关。眼看大学生和教授们无煤无米，我不能不负责任，俘虏缺粮与我国家颜面攸关，也不能置之不问。所以在北平的起初几个月，我行营主任便是替各方搜罗柴、米、油、盐的总管。在各方交涉之下，总算查到敌伪仓库尚有余粮，遂训令河北省省政府和北平市市政府，将这些仓库内的米、煤先期拨出，交各机关分摊。这样才解决了初期的粮荒和煤荒。各校员生以及日本俘虏无不额手称庆。
此外还有少数北方耆宿也时因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来行营请求救济的。如八十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时以无法买到米、煤而来看我。我无善策可想，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一些米、煤奉送给他。白石先生居然认为我能“礼贤下士”而万分钦佩，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亲自送来，以为我夫妇寿。这幅杰作现在还悬在我客室之内。
我对当时北平其他学者、教授也不分轩轾，同样礼遇。并成立一座谈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各大学名教授都在被邀之列。会上，我分请他们对政府设施尽量批评与建议，不必隐讳。有些个性褊急的教授如费孝通等，竟乘机对政府痛加指摘，措辞尖刻严峻。他们不明政府内幕，误以为我掌有实权，因此对行营的批评也毫不放松。我在其位，本应谋其政，个人苦衷也未便向他们解释。同时我深知他们对政府的愤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只有虚心地听他们的批评，而毫无不悦意的表示。古语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这些名教授中自不乏观察锐敏之人，毋待我解释，他们也看出北方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我处境的困难颇能曲谅。因此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
（三）
当我在北平将各种琐碎烦难的问题逐项解决之时，整个国家战后的军政处理却愈变愈复杂，终至无法解决。
战后政府的第一大难题便是接收东北。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离中国，孰知斯大林却诡计多端，不许我政府利用大连等海港运兵入东北接收，加以国军还在滇缅路上，短时期内万难到达北方，苏联遂借口延宕我方接收日期。
斯大林此项阴谋的第一用意，在使苏联有充分时间拆运东北的工厂和物资，第二用意似乎是让中共有充分时间组织民众，并收编伪满军，训练成强大的野战军。不幸我方负实际责任的接收大员熊式辉又是个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东北局面的演变就愈严重了。
中共在东北根基日固，延安方面在国内和平谈判上的态度也就日益强硬起来。
先是，在抗战胜利时，由于美国的斡旋，毛泽东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伴飞到重庆，政府和中共乃开始和平谈判。十二月底，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