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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敞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乎乎疙瘩的两个大蜜蜜儿，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
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
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听这么肉麻，就对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
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
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他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
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刹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
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县里当计委副主任、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两个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
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的几个儿子都烦他，没有人管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赔他两千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排”找他去。
孙国禄反映的情况，处理起来依然棘手。没办法，我让信访办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对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
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十四
第十九章
化上访告状平敛钱茬子
抓防汛抗旱现不吉征兆
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工作，由于上访闹事连连发生，所以任务虽小却最艰巨。尽管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少血可放了，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仍然采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办法，文武夹攻，就好像《乌龙山剿匪记》那样，不断进行战斗。看似都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战役，却都带有攻坚性质。所以，各条山沟在后半个多月里，依然枪炮不断，到处弥散着政治经济的火药味。尽管没有多少捷报可言，每天都有多多少少的收获。一到下午，镇包村干部们就会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带着酒意，带着疲惫，带回千儿八百块钱上缴。农经站每天给我们看的报表，必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好像大网已经撒过，大鱼已经逮了出来，我们这些辛勤而贪婪的“渔夫”，一点也不放过那些泥鳅、蚂虾和鱼娃儿，一遍一遍地下水，在泥沟里摸，在石缝里掏，力求一点不剩搞上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农村工作吃不得夹生饭，任何一项工作一旦留下茬子，就会后患无穷。上访老户苏国华的一笔糊涂“红薯账”，就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旱必有一涝”，这一年汛期来得早，来得猛。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搞得狠，还是乡镇企业相继垮塌带来的负面效应，群众倒没有怎么抱怨，我们却得罪了老天爷，大暴雨就劈头盖脸、接二连三地下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间间歇歇，不住溜儿地下大雨。我们严肃认真地分析，老天爷不知怎么搞的，一年之内，“下雨指标”分配得如此不合理，反正一年就那么多的降雨量，你不该糊里糊涂地旱了一冬一春，却在这几个月里，毫无责任心地一下子倒下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形势，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严阵以待的。在山区，洪涝灾害是最容易发生的。征收统筹提留尾欠款，那是中层以下干部们的事情，安排下去就是了。这期间，我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抗洪抢险上头。
在灌河镇这个小小的“夜郎国”里，有山必有沟，沟多形成河，一条条河流，上下的落差很大。大自然给人们开玩笑，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平时温柔多情的小河，细流潺潺，清澈见底，小鱼苗苗游来游去，悠然自得，两岸杨柳依依，苍翠欲滴，一派诗情画意，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遇上一场倾盆大雨，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奔腾咆哮的巨龙，洪水又急、又湍、又猛、又浑。主线灌河和其他几个河流的河堤，只要没有经过加固治理，就会自觉地遵从洪水的意愿，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给。
除了河流以外，还有几个必须关注的防汛焦点。一是山沟沟里的三百多个贫困户，住房都不怎么坚固，日子本来就过得懒散。这些农户恨不能生出几个姑娘，长大后只要有一个能够出去，到大城市里当当坐台小姐，就能够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搂钱，别说盖房子，就是买台拖拉机、彩电什么的，也实在算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梦想当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现实是他们连媳妇也娶不起，夜里连个娱乐的对象都没有，这日子就过得一定更加懒散，哪里有余钱起房盖屋？自古道“救急不救穷”，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把他们包揽起来，只能年年救济，年年扶贫，年年输血，就把少数人养成了懒汉，他们种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荒草多，每天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一到了雨季，他们的房屋就像要开展一场垮塌的友谊比赛，看哪一处倒得早、倒得快。好在这些群众都在洪水的肆虐中得到了锻炼，适者生存，积累了丰富老到的应急经验，倒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十八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召开了一个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摩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