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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塞满，大车跑得不快。
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
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交涉。
我也要下去，春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
我不信这个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
我不认识这个人，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搓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
那时，太阳正好压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
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
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哄就都来了。”
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
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
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
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春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
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最怕交警。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者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交。
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五十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正是：急躁冒进上项目，头头注定吃苦头。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十四
第十五章
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四十六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都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
比如灌河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姓，全村一千多口人中，姓戴的占了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都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很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镇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
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领导，为了他的入党问题，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做好党员工作，老戴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掉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
严支书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们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下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住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账，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词。
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退伍军人出身，复员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耿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沾。有一次，他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吃了一碗烩面，回去后，严加喜把这碗烩面钱交给村会计。会计说，就这么两块钱，算毬了。严加喜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把钱交了。
组织书记左平奇也说，这个村里的党员们普遍反映，除了严加喜，其他人谁也拿不下来这个支部书记。又听听镇长刘春亭他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倾向于用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已经干够了村干部，发誓赌咒说啥也不会再当村干部了。他在部队里学了点医术，不当支部书记以后，在村里开了个药铺，当上了赤脚医生。因为勤学好问，医术不断见长，在那个小山窝里已经小有名气，家底也比较殷实，让他当干部肯定不会接受。
大家越这样说，我越发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人不用，用什么人？你越是不愿干，我就非让你干！我分析，有“老别子”脾气的人最怕激，清廉的干部最怕党的规矩，于是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组织书记左平奇、组织委员马国朝、组织员刘子世三个人叫来，安排他们一起去草场坡村，做“李渊劝将”工作，但也不必“三顾茅庐”。
我说：“有了你们三个大员去做工作，我想他大约不会不听安排的。”
三人都很怵一头，觉得这人不好说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我说：“也不知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安排一个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