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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个子，比我高半头，面皮白净，浓眉大眼，双眼叠皮，很英俊，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他不是个快言快语的人，显然又想跟我说点什么。开始，我问一点，他说一点。后来，就说了一些情况。半天后我俩有点熟络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一是说，一个乡镇就看书记、镇长的，只要咱俩团结，机关就不会分裂。请贺书记放心，我会很好地配合你工作的；二是给我捎个信儿。我的前任曲广远书记现在当上了副县长，让刘镇长给我交代一下，他要跟接任的弟兄在一起吃个午饭，互相交流交流、沟通沟通；三是现在有一个项目不能等，就是北京东南边有一个廊坊市，那里的武警部队主要是搞金矿勘探，年前在灌河住了几个月，好像是找到了大的矿体，但是，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用的资料，只留下话说，让我们到那里去研究一下。广远书记在位的时候就曾经安排，要去和人家接接头，搞回来一些资料，好往外发包，镇里就可以增加一大块收入。可是，你去灌河以后头两个月主要得熟悉情况，你就在家熟悉，我先去跑跑。以上这些话，前者说得中肯，好像是告诫；后者说得肯定，好像是决策，不与你商量。又显得与前任书记关系多么亲密，一切都可以按既定方针办。我听了这话，有点不以为然，为什么你先去跑跑？焉知道，我就得熟悉两个月的情况？这样的大事不让书记参与，是何意思？我感到这个家伙是在以他熟悉情况为资本，在向我争权，对我进行抽象地抬举、具体地架空。当时我仅仅哼了一下，没有表态，我看到他的脸红了一下。
副县长曲广远这顿饭是非吃不可的，我和他既是继任的关系，又是老伙计了，我们同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过，他进办公室的时间，要比我早一些，我们差不多同时当上县委办公室的秘书。人和人是比不得的，正如南方人说得形象，“上楼梯操屁股——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他的机遇比我好，很早就被县委选拔到第一线，先在红庙乡当上了乡长，后来又接了红庙乡党委书记。没有多久，因为灌河镇换届选举出了问题，他又和当时灌河镇的党委书记毛丰山对调到了灌河。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乡镇企业上就搞出了大名堂，脱颖而出，当上了副县长，给我腾出位子来。照理我应该感谢他，因此他请客的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官场上都懂得，前后任之间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交接，但总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东西需要衔接一下。
我这次接曲广远的手，对于灌河镇原来的干部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乡镇干部的进步太慢，大家都在苦等机会，盼着哪一天熬出头。一般说来，乡镇的一把手被调整，对余下干部的前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重大影响。县委往往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老驴拉磨”，就是书记走了，乡（镇）长接书记，组织书记接乡（镇）长，以下的每个人位次前移，都可能有一次升迁的机会。另一种是书记走了，乡（镇）长接了书记，另派去一名乡（镇）长，把其他人升迁的路道堵死，这叫做“懒驴拉磨”。可是，这一次灌河镇的人事调整，两种驴都没有拉磨。原因是在广远当书记时，他的副手因为有人告状，说这个镇长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弄得有点灰溜溜地走了，经过广远的努力，原来的组织书记刘春亭当上了镇长。这个变动还不到几个月，县委又开始调整干部。因此，春亭纵然有心当书记，自己难以张口，广远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县委就把我摆到了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乡镇干部恨恨地说的第三种方式：“鬼推磨”。这也不能怪我，半夜吃面条——赶（擀）到那儿了，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点也不影响大家热热闹闹的迎来送往。
席间，我们推杯换盏，好不热闹。酒酣耳热之际，春亭让我决定什么时间去上任，我说就定在正月十八吧，他说那我先走，好好安排一下，到时候叫司机去家里接你。广远拉我出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用了一句到现在我都认为很精美的语言：“老弟，你可得对我那一段历史负责啊！”我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忽然想起吴书记不让评价前任功过是非的嘱咐来。
正是：有帽自来香，未雨先布云。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
第二章
小车内走马忆旧时情结
大院中上任望前程酬志
常言道，有福不在忙。在1996年那时候，范城县各乡镇的党委书记的“坐骑”顶多是个吉普车。当我坐上豫Y16160，这个崭新的普通桑塔纳轿车，去灌河镇上任时，沈小勇——我的司机带点神秘地对我说，曲广远书记精心运筹买的这辆车，在镇机关里人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因为，曲书记是个细心人，他让暂时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负面影响。这话虽然只是对班子成员和司机等少数几个人叮嘱的，全体机关干部却立刻都知道了。于是，大家都装聋作哑充瞎子，谁也不说，谁也没有听到、见到过这台新轿车。因此，这车到手后，除了给市、县领导送礼需要出车外，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基本上等于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顾忌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
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
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自我感觉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
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
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镇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刺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信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儿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