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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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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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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