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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
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
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
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
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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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力，充分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那人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合中，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10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
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