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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奖Α�5个战车军和3个战车师。
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在步兵方面是11比1，在战车方面是7比1，在大炮方面是20比1。从整个实力上来加以全盘的估计，苏军在地面上的优势是15比1，而在天空中的优势是20比1。并且这种估计绝对没有夸张的意味，我绝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得太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在5比1的劣势之下，他们仍然时常把敌人击败。德军士兵的个人能力十分强，若是有了良好的指挥，那么他们是可以弥补这种数量上的劣势的。不过在今天，他们已经经过了5年的苦战，一切武器和补给一天比一天少，同时对于胜利的希望也日渐黯淡，所以他们现在所荷负的压力实在是未免过重。因此，最高统帅部，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真应该尽可能地设法减轻这种不合理的负担，至少总要使军人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今天对于我们士兵的要求，是否是人类力量所能负担得了的。自从苏联战役开始时，甚至于自从莫洛托夫在1940年访问柏林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与“不为”而已。
今天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阻止苏军的大攻势，而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赶紧把相当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并且在罗兹（Lodz）—霍恩沙查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样就可以强迫已经突破我军战线的苏军，进行运动性的战争，因为这种战法是德军官兵最拿手的，即令他们今天已经是疲兵久战，可是却还有击败敌人的把握。
这就是我对于指导东线战争的基本原理，不过先决的条件却是要说服希特勒，使他允许调出必要的兵力来。12月24日，我赶到了措森，从那里又到大本营去参加军事会议。
除了希特勒以外，出席的人员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军官。我就把上述的敌军情况和兵力部署，大致讲述了一下。我的情报单位，是由第一流的专家所组成，而且一直都绝对可靠。负责主持的盖仑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能力，而且过去的成绩也都有目共睹，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希特勒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说这些情报是完全受了敌人的欺骗。他说苏军一师最大的兵力不过7000人，而战车师根本上就没有战车。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把这些废话都搜集到情报里面来的？”自从他本人被刺未死之后，希特勒真是一天到晚在自欺欺人的气氛中讨生活。他所命令成立的新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旅而已。一个装甲旅只有两个营，他却偏说可以相当于两个团的实力，战车歼击旅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战车歼击车。照我的看法，希特勒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不仅不能愚弄敌人的耳目，而且只是使我们自己的军事组织更形紊乱。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就更一口咬定苏联人也是和他一样，于是就以为苏军在最近绝不会发动攻势。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于是使我又听到了一番妙论。这位身兼国内军总司令、上莱茵集团军总司令、党卫军总司令、内政部长、警察总监的特务头子，已经是自以为不可一世。他觉得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差不多已经可以和希特勒互相伯仲，所以当然不把陆军中的将领们看在眼里。他向我说：“我亲爱的上将，你是知道的，我完全不相信苏军会发动攻势，那完全是一种欺人的狡计。你们情报人员所估计的数字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是有一点神经过敏，我敢断言在东线战场方面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对于这种幼稚得可笑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和他一辩。
更危险的，却是约德尔也反对把我们的主力移向东方。约德尔认为在西线上，好不容易已经争取到了主动的机会，所以弃之实在未免可惜。他虽然已经看到阿登攻势已经渐成尾声，但是他却相信这次攻击已经使敌人的原定攻击计划受到破坏。他认为再找一个敌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继续进攻，那么一定就可以获得另外一次有限的成功，于是这样发展下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最后还是可以击败敌军的。凭着这个理想，他就决定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德军准备经由比奇（Bitche）的两侧，以萨韦尔讷（Saverne）为目标向南进攻。这个攻击后来从1月1日开始，最初还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它的目标，萨韦尔讷，甚至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还距离很远。约德尔坚持着他的主张，极力反对我要求调兵往东线的意见。他一再慷慨陈词地说：“那会把我们刚刚好不容易获得的主动机动，都完全付之东流了。”我就指出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已经为盟军轰炸所摧毁，同时运输的情况也已经完全瘫痪，所以这一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价值。反言之，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现在却还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德国军需工业的重心早已经移向东方，若是上西里西亚这个地区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完全崩溃了。总之，我一切的劝说都毫无作用。我碰了钉子之后，就在这个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圣诞节之夜。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就是那天夜里传来的，但是却并未能引起任何的刺激作用。结果我奉到的命令，还是东线自己想办法支持。于是我又要求撤出库尔兰的驻军，并且至少以前在芬兰境内作战的部队，现在由挪威回国的，应该送回东线战场去。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回的部队，是山地部队，所以特别宜于参加孚日山地中的战斗。我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最熟悉，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在我当见习官和少尉的时候，比奇就是我第一个服务的地点。照我看，专门增加一个山地师的兵力，并不足以左右该地战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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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我坐火车回措森去。当我正在旅行中的时候，希特勒又事先不经过我的同意，直接下命令把基勒（Gille）所属的一个党卫军军，包括两个党卫军师在内，从华沙以北地区，调往巴尔干以解布达佩斯之围。这些部队本来是充当赖因哈特集团军的预备队，现在要把它们调走，当然使我和赖因哈特都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战线本已太长，兵力本已太弱，哪禁得起再调动。我们连忙提出抗议，可是又照样一律无效。照希特勒的看法，似乎解救布达佩斯的围困，要比保卫德东还更重要。原来就只有14个半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充当预备队，现在又调走了两个，于是只剩下了12个半师，用来支援750英里长的一条大战线。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又和盖仑、温克两个人再仔细研究敌情，并且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改善我们的局势。我们获得的一致结论，还是认为只有赶紧停止西线方面的进攻，并且立即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线方面来，然后才可能会有万一的机会，以阻止苏军的大攻势。于是我决定在新年元旦的前夕，再到齐根堡去，再度要求希特勒做出这个惟一有希望的决定。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要更谨慎，以期可以获得成功。所以当我到达齐根堡之后，首先就去拜访龙德施泰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魏斯特发尔将军（Gen。Westphal），把东线战场的情况解释给他们听，说明我要准备怎样向希特勒要求，希望他们给与我支持。很明显的，这位老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都能了解目前的危局。他们告诉我在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方面有一个师，都是位在铁路的附近，只要希特勒一批准，马上就可以调往东线。他们并立即下命令吩咐这些部队做调动的准备，同时我也命令运输司令部准备车辆。这样布置好了以后，我才去见希特勒。情况还是和圣诞节前夕一样的不顺利。约德尔坚持着说，在西线根本无兵可调，但是这一次我却有了事实的根据，就把龙德施泰所说的四个师的番号，告诉了希特勒。约德尔不禁大怒，追问我这个情报是谁供给的，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西线战场总司令亲口说的，这一棒打得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我总算是争到了这四个师，但是却再没有多的了。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哪晓得这也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于这几个师，也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又转用到匈牙利去了。
在元旦那天的上午，我报告希特勒说在当日的下午，基勒的党卫军军，在巴尔克第六军团的指挥之下，准备开始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希望这次攻击能获得极大的战果，可是我却不敢存着太大的奢望，因为不仅准备的时间不够，而且所有的官兵也不像往日，再具有那样大的活力了。果然，最初阶段的进攻虽很顺利，但却无法穿透敌人的包围圈，以达到解围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我再访大本营的结果，仍然还是很有限。回到措森我们再举行会议研究最近的情况。接着我就决定亲自视察匈牙利和加利西亚（Galicia），这样我可以和战场上的各位指挥官亲自接触，看他们能有什么好意见贡献，以使我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在1945年1月5日到8日之间，我先去访问维勒将军（Gen。Wohler），他是继佛瑞斯纳之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的总司令。接着我又去和巴尔克将军和党卫军的基勒将军会谈，我和他们谈论匈牙利未来的作战问题，并且研究为什么布达佩斯解围之战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在1月1日夜间的最初攻势得手之后，却没有能在第二天夜间鼓起最后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