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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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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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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