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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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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
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
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a），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arva）。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aia）和普斯科夫湖（Pleska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
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
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ar Jager Batta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Ala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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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乡巴佬，完全没有见过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