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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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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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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