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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
背景与青年时代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htm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