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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由20个集子组成的《沈从文别集》（以下简称“别集”），作为珍藏品放进了我的书橱，凝视着这套虽谈不上豪华考究，却也典雅大方的别集，不由得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心里暗自庆幸：“幸甚！幸甚！险些愧对地下的沈老先生。”我所庆幸的是，这套还未出版即已为海内外瞩目，然而历经磨难、险遭夭折的别集，最终还是冲破阻力，战胜愚昧与无知，与读者见面了。尽管印数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但总算没让翘首以待的文坛耆宿和广大的文学青年们失望，这倒又免除了我的第二个愧疚。
沈从文先生在解放后的文坛寂寞了几十年，只是因沈学的“西学东渐”，才逐渐为国人所认识、所景仰，他的作品也一下子热了起来，各种版本的沈集也相继问世。对这种突然间的身价被“哄抬”，沈先生当时有何感想，已不得而知，但沈先生晚年对自己的作品，也确乎有过一种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张兆和：《沈从文别集·总序》）遗憾的是，沈先生的这一心愿，在他生前未能实现。因此，尽早了却沈先生的这一遗愿，就成为了沈夫人张兆和先生及其亲友的共识。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了沈公子虎雏先生和沈老家乡的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几位先生身上。1991年7月，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运筹帷幄时，我正好从吉首大学调入岳麓书社，自然也就“先入为主”，幸运地成了这套别集最早的组稿编辑。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位编选者怀着对沈老的崇敬，以极大的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别集的选编工作中。我也二上北京，会同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夏剑钦社长（当时任副社长），与沈家洽谈别集的出版事宜。记得签订正式合同的那天，北京城赤日炎炎，又正值旅游高峰，我们从阜城门沈虎雏住处乘公共汽车回中央党校，车上水泄不通，人被挤得抬了起来。车到北大后，又不再往前开，中途转车，难上加难，一直折腾到晚上八点多，才一身脏臭、又累又饿地回到党校。尽管如此，两人心里仍然很高兴，因为几经周折，总算一锤定音了。几天后，我从虎雏先生家里提走了全部稿件，满满两大旅行包，在车上，乘客们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大概将我当成了贩卖服装的小商。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沈家洽谈的一年中，曾有沿海几家出版社试图以高稿酬“挖”走别集。但张先生和虎雏先生不为所动，认准了湖南，认准了岳麓书社，这是值得钦敬的。沈老一生热爱家乡，将他解放后唯一一套按自己的构想编选的集子放在家乡湖南出版，我想这也是对沈老最好的缅怀。
这套书初名《沈从文作品选》，显得一般，没有版本特色。我曾电请张先生，拟改为《沈从文作品精选》，不想张先生认为加一“精”字，带有商业气味，不同意。后经汪曾祺先生建议，定为《沈从文作品别集》，最后经我与虎雏先生商量、张先生同意，遂定名为《沈从文别集》。在传统分类法中，别集指收录个人作品而成的诗文集，而这套别集与其他沈集相比，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别具一格的特色。全套共20种，250多万字，容量适中，收入了沈老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晚年的新作），基本上反映了沈老一生的创作成就。每种单独定价，购买随意。36开小型开本，携带方便。别集在选编上，不是简单采用浓缩法，而是打破原有的界限，根据内容重新编排组合成集。在结构形式上，采用作品加配文的全新体例，即在作品前配以与之相关的作者书信、日记、回忆录、演讲录等史料。这些史料不仅对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而且使作品有所归属，表里透明，对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具有帮助作用。这种编法，已得到著名作家施蛰存先生的充分肯定，他认为仅凭这一点，别集的价值就高于《沈从文文集》。
另外，别集收入了绝版已近六十年的《记丁玲》一书，满足了无数沈从文爱好者的愿望。在八十年代初出版《沈从文文集》时，为什么没有收入三十年代的这部重要作品？有人说，这是沈先生无声的反击和幽默的讽刺，因为当事人在《诗刊》上就这部作品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声讨文章。沈先生报之以沉默，这自然与他一生与人为善、惧怕是非有关，但在他给黄裳、徐迟两位先生的书信中，不平之气仍然溢于字里行间，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在编发别集的过程中，我有幸先期读到这本有争议的作品，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丁玲先生大光其火的地方。要说原因，恐怕还是政治在作祟。一个已成为解放区著名作家，解放后担任文艺界主要负责人的丁玲，却出现在一个已打入另册、当年曾受到鲁迅批评的自由主义作家笔下，形象恐怕也还欠伟大，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有些妨碍观瞻，心里头生出些说不出的无名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读者们只需读一读这部作品，心里就会明白些东西。不论怎样，我对沈先生的正直和勇气是充满了敬意的。
别集最初拟于1992年5月出版，以纪念沈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和沈先生骨灰安放故乡凤凰，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我心里一直不安。现在别集终于出版了，总算了却了他的一点遗愿，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当含笑九泉否？最后要感谢湖南省出版局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别集就会夭折于无知与偏见的利刃之下，我也就没有机会在这里饶舌了。
1993年5月
重读陶渊明
中文系大学生自然是要读陶渊明的，但在改革伊始，人人进取的年代，对这位成天只知采菊东篱、有酒自斟的“中国第一大隐”，着实有几分不屑。不就是官场不得意，跑回乡下说朝市的葡萄酸么？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简直不啻天壤之别。自己发发牢骚倒也罢了，连累后代文人也群起效尤，动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上山，或下乡，或寄迹山水，或结庐而居。清代有个袁子才，居然放着好好的官不做，用官位换来个破园子（随园），在里面娱情养性。
这不都是陶老夫子带的头么？
观念上的偏滞，决定于生活底蕴的浅薄。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后，在世纪末的今天，重读陶渊明，却如春风化雨，荒漠流过一股清泉，胸中涌出一片绿洲，喧嚣的尘世渐渐远去，清凉之气令人块垒顿消。放逐灵魂，让其在浮躁不安的躯体中逸出，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里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这才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也才知道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皆因不得已而为之。
且让我们听听陶夫子的自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个“性”字，一个“误”字，道出了本质所在。俗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陶渊明依恋山水，旷性任达，应该说是一种禀赋。他自己就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一个天性热爱自然，不喜奉迎的人，置身名利场，无异于笼中之鸟，又有何快意可言？生命的本质在于顺应自然，享受自然，在与自然的亲吻中，生命才释放出无穷的活力。陶渊明因“误落尘网”所失去的，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本我。
陶渊明也算是名臣之后，曾祖陶侃是晋朝的开国元勋，官居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只是到他出世后，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弱冠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迫于生计，二十九岁时出仕，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一类科级副科级干部，因内心矛盾曾几度中辍。
四十一岁时，堂叔陶夔“因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作了彭泽县令（处级）。但到底是性情中人，做不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一类事体，竟然不肯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什么“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得罪了领导，能有他的好果儿吃么？所以县令的宝座还未坐热（八十多天），就自动去职，回到乡下过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式的农耕生活去了（在世人看来，县令已是难得的肥缺，就是犯了错误，换个地方还可以再做嘛，有官不做，十三点！）。《归去来兮辞》记其回归时的心情：“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奔载欣。”简直就似从牢笼放归一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个“返”字，概括了陶渊明从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非我”，向自然——“本我”的回归历程。
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亦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夫子不买账，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挚着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的本质二元素。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没有人格与自由地活着，宁可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