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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他们得化装为小市民来欣赏，来写作；在他们看，小说奇于事实，只是一种玩艺儿， 所以不能认真、严肃，只是消遣而已。
封建社会渐渐垮了，五四时代出现了个人，出现了自我，同时成立了新文学。新文学提 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也给人知识，也教给人怎样做人，不是做别人的，而是做自己的人。 可是这时候写作新文学和阅读新文学的，只是那变了质的下降的士和那变了质的上升的农民 和小市民混合成的知识阶级，别的人是不愿来或不能来参加的。而新文学跟过去的诗文和小 说不同之处，就在它是认真的负着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罢，后来的反帝国主义也罢，写实 的也罢，浪漫的和感伤的也罢，文学作品总是一本正经的在表现着并且批评着生活。这么着 文学扬弃了消遣的气氛，回到了严肃——古代贵族的文学如《诗经》，倒本来是严肃的。这 负着严肃的使命的文学，自然不再注重“传奇”，不再注重趣味和快感，读起来也得正襟危 坐，跟读经典差不多，不能再那么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但是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 的，跟经典以冰冷的抽象的理智的教训为主不同，又是现代的白话，没有那些语言的和历史 的问题，所以还能够吸引许多读者自动去读。不过教人“百读不厌”甚至教人想去重读一遍 的作用，的确是很少了。
新诗或白话诗，和白话文，都脱离了那多多少少带着人工的、音乐的声调，而用着接近 说话的声调。喜欢古诗、律诗和骈文、古文的失望了，他们尤其反对这不能吟诵的白话新 诗；因为诗出于歌，一直不曾跟音乐完全分家，他们是不愿扬弃这个传统的。然而诗终于转 到意义中心的阶段了。古代的音乐是一种说话，所谓“乐语”，后来的音乐独立发展，变成 “好听”为主了。现在的诗既负上自觉的使命，它得说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 就不注重音乐而注重意义了。——一方面音乐大概也在渐渐注重意义，回到说话罢？——字 面儿的影象还是用得着，不过一般的看起来，影象本身，不论是鲜明的，朦胧的，可以独立 的诉诸感觉的，是不够吸引人了；影象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诗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 意义，说出那要说的话。在这动乱时代，人们着急要说话，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小说也 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它的使命比诗更见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写，只靠对话，说出所要说 的。这里面神仙、武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现了，偶然出现，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 的，这时候的小说的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这是平民世纪啊。至于文，长篇议论文发 展了工具性，让人们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说出他们的话，但是这已经成为诉诸理性的了。诉 诸情感的是那发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标榜“生活的艺术”，抒写“身边琐事”的。这 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图着教人“百读不厌”的，确乎也风行过一时。然而时代太紧张了， 不容许人们那么悠闲；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谓“软性”，丢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东西。
文艺作品的读者变了质了，作品本身也变了质了，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 压下了快感。这也许就是所谓“硬”的解释。“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经的读，自然就不容 易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于是“百读不厌”就不成其为评价的标准了，至少不 成其为主要的标准了。但是文艺是欣赏的对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的，怎么 “硬”也不能“硬”到和论文或公式一样。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性的声调，却不能 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高低快慢吗？节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够高度集中。文也有文 的节奏，配合着意义使意义集中。小说是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但也总得有些契机来表现生 活和批评它；这些契机得费心思去选择和配合，才能够将那要说的话，要传达的意义，完整 的说出来，传达出来。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义，才见出情感，才让人乐意接受，“欣赏”就 是“乐意接受”的意思。能够这样让人欣赏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 在这种情形之下，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 它的好。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 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 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罢。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Q正传》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几个女性 吸引住了我。这几个作品的好已经定论，它们的意义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这里说的只是它 们让笔者“百读不厌”的因素。《阿Q正传》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 不在铸造几个女性，但是这些却可能产生让人“百读不厌”的趣味。这种趣味虽然不是必要 的，却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幽默决不是油滑的，无聊的，也决不是为幽默而 幽默，而女性也决不就是色情，这个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战期中，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的 读众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扩大了 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 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丰富了。这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可 是有些作者却因为这样的要求，忘记了自己的边界，放纵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 吸引读众，这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读这一类低级的软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说不 上“百读不厌”。“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 才说得上的。
1947年10月10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5日《文讯》月刊第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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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书生的酸气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 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 “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 “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 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 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 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 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 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 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 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 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 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 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 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 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 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 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 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 《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 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 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 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 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 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 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 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 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 《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