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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的名单上。”
萨特还在声明中补充说，他这样做，不应被理解为对瑞典科学院不够尊重。 这份声明经翻译后，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代表于１０月２２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１９６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萨特大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评委们会不顾他的拒绝态度，偏要把这个奖发给他。 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并由法新社在法国散发。 这份声明说，他不要诺贝尔奖的“个人原因”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而其中的政治原因则是，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不希望被打上属于任何一方的标记。萨特这一举动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他遭到的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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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 ９９１
一片痛骂。 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
，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还有使萨特痛苦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都看中了萨特可能得到的２５万克朗（６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给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甚至在莫斯科方面，也传来了对萨特的不满，他们认为萨特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 当时苏联已经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萨特自从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以来，总是四面受敌，八方不讨好，主要是因为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任何党派目的的职业抗议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有不公正、反人道的现象，他就会公开站出来抗议。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的作品也得以发表，卡夫卡也不再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颓废主义者了。就是在这段时间，萨特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密切起来。 他和西蒙。 波伏娃经常应邀到苏联访问，在那里度假。 但在１９６６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朋友很没有面子。 原因是在这年２月，苏联判处了两个苏联作家的徒刑，他们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的罪名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写了一本小说私自出版，并在他们的小说中讽刺了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是要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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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萨特：荒谬人格
们与被监禁的两位作家是休戚相关的。 这自然招来了他的苏联朋友们的不满，萧洛霍夫对他们说，那两个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索尔仁尼琴又觉得萨特始终能够公开发表作品，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暧昧，因而拒绝与萨特见面。萨特对这些毫不在乎，他似乎觉得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回过头来又与美国干上了。 他当上了“罗素法庭”的庭长，要对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伯特兰。 罗素是本世纪少有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他德高望重，在逻辑学、数学和哲学认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罗素所属的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为英国提供了不少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本来被选定为第二代“罗素伯爵”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特兰。 罗素感到十分震惊，这位身体虚弱，心肠善良，热爱和平的哲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文明的欧洲大陆已经退到了蛮荒时代。 他从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中走了出来，反对一切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
，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哲学史家曾经把罗素称为在当代欧洲哲学家中，“最年轻、最刚强的一位”。不过，在筹建“罗素法庭”的时候，他已经是９３岁高龄了。从６０年代开始，罗素的注意力就移到了美国，他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十分忧虑，把它看成人类核灾难的主要威胁。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瘦削苍白的哲学家反美情绪也日益浓厚。１９６５年，美国《一人少数派》杂志的一个编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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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 １０２
罗素建议，进行一次专门关于越南战争的战争罪审判，得到罗素的赞成。１９６６年初，罗素开始物色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法官人选，并派他的秘书前往北越搜集证据。 为了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筹集资金，１９６６年７月，他将他的私人文件以２５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所大学。 他要求他的秘书在选择法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真正有正义感、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当罗素的秘书来到西蒙。 波伏娃的家，向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充当法庭成员时，善于打抱不平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当然知道审判的结果不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被执行，但罗素法庭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唤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唤起美国舆论的注意。 届时，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赴越南调查，美国左翼人士还将提供证明材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罗素亲自宣告了“伯特兰。 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的诞生。 萨特在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他所要出席的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法庭”
，因为这个法庭并不自命为真正的法庭，而且也不打算审判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道德；帝国主义存在于整个历史，它本身逃脱了所有司法和道德的审判。 罗素法庭的目的，是要审查一下，看根据狭义的“战争罪”定义，美国的政策是否就是犯罪。 对罗素法庭只调查美国和南越的罪行而不调查北越的罪行的作法，萨特解释说，他不愿将一群像动物一样被追赶，同时还要在他们队伍中实行铁的纪律的穷苦农民的行为与一支超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军队的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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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萨特：荒谬人格
１９６７年１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７月在纽约，８月在日本，９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们国家。 于是只好在法国租了一个旅馆，却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而告吹。 萨特写信给戴高乐，问他拒绝让罗素法庭租到旅馆是否基于阻止法庭在巴黎开庭的动机。 戴高乐给他回了信，信中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
，并明确地答复他的问题说：“是的。”
萨特公布了戴高乐给他的信，并说，法庭一定会开庭，万不得已可以到公海上去开。瑞典政府考虑再三，最后同意让罗素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罗素已近９５岁高龄，当然不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只好缺席了，不过他还是法庭名誉主席，萨特担任法庭的执行庭长。 听证会在人民礼堂举行。 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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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
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５月１０日午夜两点钟，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并决定在秋天举行最后一次开庭。在这期间，美国的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有１８万人参加了在纽约的“结束越战春季动员”示威活动。“立即谈判”成了联合美国各大政治力量的口号。 罗素法庭的最后一次开庭如期举行，地点在丹麦的罗斯基勒，距哥本哈根２０英里。 萨特带着他的养女和他的一个学生到了罗斯基勒。 这次开庭审议的内容包括三个议题：第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第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第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军的暴行证据确凿，当法庭在三个问题上都判定美国有罪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庭长萨特作了题为《越南：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的总结，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 他说，美国在距自己疆界一万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１９７５年，南越政权垮台，越南战争也告结束。 当《世界报》记者问萨特，他认为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时，萨特说，罗素法庭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它却给了北越人道义上的支持，“罗素法庭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人人都既是邻居的法官，又是邻居的看护。”
（《心心相印》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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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萨特：荒谬人格
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或者有人会对萨特感到不理解：一个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人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为公众利益，为社会正义奋斗呢？存在主义否定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