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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直接行动。 你们既不愿作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也不想只抓住一些抽象的概念夸夸其谈。 萨特说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分成了两半，我们看到，战前与战后，萨特在对社会的态度上的确是判若两人。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法国人都支持共产党，萨特也希望能和他们站在一边，但他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其中当然与他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成见有关，在萨特搞“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那段时间，他和共产党有许多误会。 有人说他能从战俘营获释，是为了充当告密者。 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接纳了萨特的同时，还有人把他列入反动分子的名单。 但历史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萨特不愿放弃自己那套独立的想法。 共产党只能把他看成正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信奉现象学而不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萨特从不打算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坚信他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 他希望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能够接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不要让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矛盾尚不突出，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支持戴高乐政府，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一心的局面。 可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加缪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性似乎又明显起来，《战斗报》的政治观点越来越让共产党人不满。 一群青年人掌握的共产党周刊《行动》上开始连续发表攻击萨特的文章，他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转移阶级斗争视线，萨特本人是海德格尔这个纳粹分子的门徒，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萨特对党派之争不胜其烦，他请求加缪派他出任访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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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９４５年１月，萨特搭军用飞机到了美国。 他的身份是《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使，应美国战时情报局邀请，到美国作有关战争的报道。事实证明，萨特不仅政治不在行，干记者似乎也不怎么在行。 他有出众的文学才华，语言能力和洞察能力都非同一般，但他不懂得干记者应该掌握的分寸，结果不知不觉地捅了马蜂窝。 萨特在一篇电讯稿中，提到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美国的贝当派法国人和戴高乐派法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还引用了未标明来源的资料，说美国的大公司和国务院资助过《为了胜利》这张报纸，给法国造成了很多危害。 萨特的文章在《费加罗报》刊出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就指责萨特破坏美、法两国的友谊。 萨特急忙写信给《纽约时报》编辑部，谴责他们驻巴黎的记者错误地引用了他的报道，并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保证，他的确无意危害法、美两国的友谊。 可是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萨特又忍不住攻击了一些在美国的法国人，揭露他们当初曾经支持过贝当政权。接着，萨特又在他发回欧洲的报道中批评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说，美国人民优于美国的制度，他们从来就不是富有的，他为他的《战斗报》的读者们介绍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两派的论争，还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工业改革。３月１０日，萨特和另外５位到美国采访的法国记者一起，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萨特在发回的文章中生动地报道了这次会见，他描述了罗斯福总统如何与他们谈起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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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家的热爱，总统那张长脸是如何具有一种深通人情的魅力，既温和，又严厉，打动了所有在座的人。在后来发回的文章中，萨特还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萨特提出，黑人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美国无产阶级认识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一切进步，都将取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发展。８月６日，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时萨特已经与西蒙。 波伏娃在巴黎相聚。 他们不知道原子弹的爆炸究竟是意味着永久和平，还是世界末日。８月底以前，他们完成了《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他们创办一份长达１９２页的大型月刊。 萨特任主编，西蒙。 波伏娃和梅洛—庞蒂都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当时法国纸张奇缺，政府规定只保证在战前就出版的刊物和经核准的抵抗运动报纸的纸张供应。 西蒙。波伏娃拜访了戴高乐的情报部长，解决了《现代》的纸张问题，保证了它顺利出版。萨特在为这份刊物所写导言中说，他们的刊物将不为任何政治服务，而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分析，选择自己应有的立场。 这篇导言说：“我们不愿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 或许还有更好的时代，但这是我们的时代；在这次战争中生活，在这次革命中生活，我们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萨特与他的祖国一起熬过了４年的被占领期。 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血统治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每一个法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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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至少在萨特看来，他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是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战争结束后，萨特用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方式对法国人民四年来的抵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这一总结，他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一番总结，并为他在《存在与虚无》抽象地加以论证的“自由”理论赋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人的自由问题。 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还是绝对自由的吗？萨特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法国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他们恰恰因此而是“自由”的。 萨特说：“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更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 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与枯燥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真正形象。 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准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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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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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４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