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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政治，萨特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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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既听共产党朋友的演说，也听社会党朋友的论点，但就是不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
（《七十岁自画像》）
，《萨特研究》第８９页）萨特后来又一再解释他那时的观点：“我想，我的任务是写作，而写作决不是一项社会活动。”
（《心心相印》第６６页）
１９３３年夏天，墨索里尼政府搞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展览”
，为了吸引国外游客，意大利的火车票七折优惠，而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是被吸引到意大利去的游客中的两个。 尽管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黑衫党党徒，到处都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大幅标语，但他们两人还是在那里玩了个够。 然后，萨特又回到德国，在法西斯主义喧嚣的柏林继续读他的胡塞尔，继续他在法兰西学院自由自在的留学生活，其间还轻松地涉足了与“玛丽”——当地一位学者妻子的风流韵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就是这么一个不关心世事的逍遥自在的家伙。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指出，是战争使萨特注意到了“他人”的存在，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战争也使萨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用他的笔来“战斗”了，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社会的直接行动：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那是在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一个夜晚，西蒙。 波伏娃参加了一个宴会回到达内马克旅馆，发现萨特留下的一张字条，说他在“三剑客”咖啡馆等她。 这就是说，被关在德国战俘营的萨特，她日日夜夜挂念的萨特，现在已经回到巴黎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三剑客”
，没有人。 就在她精疲力竭地瘫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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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上时，侍者交给她一张纸条，说萨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现在正在外面散步，他要使自己平静一下，很快就回来。 萨特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贝当元帅宣布停止抵抗，向德国投降后被俘的，他当时随法国第７０师在洛林驻守。 从那以后，萨特在德国的战俘营，西蒙。 波伏娃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 西蒙。 波伏娃听说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战俘营里，战俘们饿得连死狗都要吃，就更为萨特担心了。 成天想着在战俘营快要饿死的萨特。 一个月以后，她和萨特开始取得联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突然回到巴黎。 原来萨特是偷跑回来的。 他逃出战俘营后，冒充平民，混过了敌人的盘查，一直回到巴黎。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里，西蒙。 波伏娃吃惊地发现她和萨特并没有预想中的那种大难不死的宽慰和久别重逢的亲热，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萨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是集中营里使用的语言，它代表着战俘营中的战友们那种团结一心，只讲原则，反对一切妥协和让步思维方式，他不太理解沦陷区生活中所必须的灵活。 西蒙。 波伏娃觉得，萨特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他一会儿认为西蒙。 波伏娃在黑市上买东西是太过分了，一会儿又指责她不应该在声明自己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文件上签名。更让西蒙。 波伏娃吃惊的是，萨特宣称，他回家来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行动。 但当时纳粹德国正是强大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已经统治了从挪威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黑海的整个欧洲，他的伙伴日本正在中国登陆，意大利则横扫希腊，占领了非洲的索马里和利比亚。 在法国国内，整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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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政界都向德国俯首称臣，同时严厉镇压“通敌分子”。而萨特他们呢，可说的只有两句话：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然而萨特还是决定了要立即行动。 为此，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合法身分。 这只有在贝当统治的“自由区”
，即德国实际上并未占领的维希法国才能做到。 萨特准备偷越“边界”去弄一张平民证，然后再悄悄地回到德国占领的法国。 但他后来了解到，巴黎的学校对回校教师的态度较为宽松，对他们的证件检查也不那么严格。 于是，他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中学，并重新获得了教职。有了合法身份，建立抵抗组织的工作立即就开始进行。组织工作是在西蒙。 波伏娃的房间里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也像萨特一样当过兵，后来成了一名著名哲学家的梅洛—庞蒂，还有梅洛—庞蒂原来在师范学校的几个学哲学的学生。 在这个小团体中，没有一个人会干诸如制造炸弹之类的工作，大家一致决定，在与别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前，他们的工作先限于进行反德宣传。 具体地说，就是搜集情报，油印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很快就与其它的小组织联系上了，其中还有佩隆领导的一个组织。 佩隆是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已经当上了英国间谋。不久以后，各个小组织的联系会议也召开了，地点就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卢森堡公园里。 这些新生的抵抗团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打败纳粹德国，此外就很少有什么共同处。 他们对战胜德国后的前途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 法国共产党最先投入了抵抗运动，他们当然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彻底马克思主义化的法国，至少也要有一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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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 萨特的朋友则倾向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和他领导的敌后游击队。 那时，戴高乐通过伦敦的广播电台不断地号召他的法国同胞们坚持斗争，他说，法国并没有战败，还有半个非洲、印度支那和加勒比海群岛还在法国手中，大部分法国海军都完好无损，保存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港口，还有整师整师的法国陆军部队与英国部队一起成功地撤出了敦克尔克，与英国人一起坚持战斗。萨特和他所在的那个组织认为，他们难以全面地考虑怎样打败德国的问题，他们应该考虑法国的未来，他们应该为未来法国的建设设计一个行动的新纲领。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未来行动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和自由。 萨特与他所在的团体内的共产党人轮流撰写传单，宣传他们的这一纲领。 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他们还试图与法国共产党接触，但没有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他们本来是一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上萨特又是从德国人的牢里逃出来的，所以更加令人怀疑了。这年暑假，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到维希的“自由区”走一趟。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他们去既是作次骑车旅行，又可为他们“社会主义和自由”作宣传，他们希望能拉拢几个知识界的名流支持他们。 同时，萨特还要在“自由区”设法弄到一张合法的复员证。在“边界”
，他们与一个妇女讲好了价钱，让她带他们摸黑越过了边界。 似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感兴趣。 他们找到了作家安德烈。 纪德，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 萨特开门见山地谈到一份地下报刊，纪德显得紧张不安。 他多疑地注视着周围的其他顾客，不断地叫萨特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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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换桌子，商谈结束，纪德还是觉得他什么也做不了。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也见到了作家安德烈。 马尔罗。 马尔罗很早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革命斗争。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就指出，知识分子适当地介入革命斗争，能够起到比一般追随者更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很多渴望参加战斗的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求见马尔罗。 但马尔罗很现实，他总是问那些想成为游击队员的人：“你们有武器吗？”但即使别人有武器，也有组织，马尔罗也不愿支持他们的行动，他反对过早行动，他感兴趣的是“认真做事的人”
，比如一些空降到法国的英国谍报军官。 对萨特，马尔罗也不例外地表示了这些观点。 听完了萨特的想法之后，马尔罗说，目前的一切行动无论如何都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荒谬的。 他认为德国现在正猖獗一时，但已是强弩之末，希望只在时间上，美国迟早会被拖入战争，到时候，要靠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美国的炸弹才能够结束战争。回到巴黎，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对马尔罗的话作了一番痛苦的掂量。 地下抵抗组织已有一些人被捕，其中包括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佩隆和西蒙。 波伏娃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被放逐了。萨特和他的“社会主义和自由”
小组还完好无损，但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萨特现在也认为，行动的危险与所能得到的结果之间太不成比例。整个１０月，他们除了没完没了地讨论他们的行动纲领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这年冬天，地下抵抗组织有了真正的行动。 一个德国少校被杀死在街头，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占据的餐馆和旅馆，铁路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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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５０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