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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
而一个作者如果要读他自己的作品，恰恰就是一种没有等待，没有未来，没有无知的阅读。作者无论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都只是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计划，这样，阅读就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能给他快感的审美活动，而只是枯燥无味的对写作过程的某种重复。 所以，为自己写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那么我自己写作不为阅读，只为自我表现，自我抒发感情不行吗？
萨特提醒我们：这也不行。“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到纸面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作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为在作品创作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瞬间。 要是作者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他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作为客体的作品将永远不能问世，而作者也就不得。。不放下笔来，或者陷入绝望之中。”
（同上第１９５页）
写作只能是为一定的读者写作，而读者之所以成为读者则在于他能在作品的指导下自由地创造，于是，萨特得出结论说，写作的目的就只能是诉诸读者的自由。“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
，“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
（同上第１９８页）
作为一个作者，我吁请读者把我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就必须把读者当作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体，我力图影响读者，唤起他们的某种感情，但我不能通过压倒他们来实现这一点，而只能对他们提出要求，向他们提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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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可以通过“纯描述”的艺术手段来提出这一任务，通过所谓冷静的刻画来提出这一任务，而读者则以自己被激起的感情来回应它，完成它。 读者出于对作者的信任，他会变得对作品“轻信”
，但同时他却又每时每刻都是自由的。 读者知道自己沉醉于艺术的梦境中，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醒来，但他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不醒来。萨特说：“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
为什么说阅读是“自由的梦”呢？因为“阅读就是行使慷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读者全部的天赋；连同他的感情、他的偏爱、他的同情、他的性生活方面的脾性，以及他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慷慨地献出自己，自由透过了他，开始改造他感觉中最黑暗的那些素质。 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客体，会使自己变得被动，反过来，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行动；于是正在阅读那个人把自己提到了最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以顽强著称的硬汉子听到别人叙述虚构的不幸事件时也会流下眼泪的原因；要是他们没有对自己隐藏自己的自由，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本来会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了。”
（同上第２０２页）
作者吁请自由，读者以投入阅读来认可作者的自由，行使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阅读中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越是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 作者勾划出世界的一种“新关系”
，他创造一种美，然后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关系，这种美传达给读者，这样，艺术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授予仪式”
，一种共同的生存建构行为。 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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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世界以意义，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同时把世界建构起来，使自己存在起来。“写作既展示世界，又把世界作为一项工作奉献给读者的慷慨大度”。
这样，文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纯个人行为或单纯的消遣了。 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的自由谋划。不管作品有什么主题，它都绝不会是一份自然的资料，而是“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
这个世界将它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一齐授予了作者，作者在对这些作出情感反应的同时，又把它们授予了读者，使世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吁请读者对之进行反应和评判。“因此，作家的领域只对读者的观察、赞赏、愤怒展现其深度；慷慨的爱表示愿予支持，慷慨的愤怒表示要加变革，而赞赏则表示将作模仿”。这样一来，文学就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它是要对现实作出判断、确定对现实的态度的活动，因此也是要对负责的活动。萨特说：“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责任。”
（同上第２１１页）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要求，就是对不自由的反抗。 作者动笔去写，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而读者翻开书去读，也就说明他们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当我一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时，应当可能再要求我用自己的自由来同意对这些人中的某部分人进行奴役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反对种族压迫的优秀黑人小说，但我们却不可能设想可以有一部歌颂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由于任何奴役读者的企图都是与作家、与艺术不相容的，所以谁要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观念，谁就必然会在艺术上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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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无力。 萨特说：“一个铁匠在作为一个人而生活时，可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铁匠所拥有的技艺却不一定会受影响；而一个作家则两者都会受到影响，后者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前者更大。 我看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战前衷心欢迎法西斯主义，但当纳粹分子把种种荣誉加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创作立即变得苍白无力了。”萨特举了《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罗歇为例，他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时期为纳粹领导一个评论杂志，即《新法兰西评论》。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走错了路，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许多封建御用文人，就其个人才华和个人信仰的真诚来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艺术才华与任何反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信仰得越真诚，他的艺术才华枯萎得越快。 很多人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一旦投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怀抱，他的创作才思逐渐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经常看见的个人荣华与艺术才华成反比的现象。 萨特关于艺术与非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既然艺术担负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既然艺术天然与自由为盟，那么，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了。 因此，在萨特看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捍卫自由的战斗者。 萨特说：“散文艺术只能存在于一个使散文获得意义的领域中，那就是民主的领域。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也同样受到威胁。 仅仅用笔来保卫它们是不够的。 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不管你是怎样接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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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文学把你投进了里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同上第２１４页）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美学思考是从最抽象、最超然、最个人化的“自由”开始的，而最后却落脚在社会的“责任”
上，在别人眼里纯属风雅之事的文学艺术变成了一场社会“战斗”。这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可以说是萨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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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ｚｈｉｊｉｅ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存在主义的美学最终要诉诸于社会学，这已经逻辑地暗示出作家萨特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资本世界的著名抗议者。 萨特说仅仅用笔来保卫民主、自由是不够的，“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之言。 他说到做到，尽管还没有拿起杀人的武器，但从他在法国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表现看，他拿起武器并非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萨特的确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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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 ９６１
客“
，从不满足于把真理仅仅挂在嘴巴上，锁在象牙塔里，他意识到人的存在必须有直接的社会行动，于是他成了一位直接行动者。 在萨特的时代，几乎哪里有对自由的侵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萨特大声的抗议。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出现了事关正义原则的战斗，哪里就成为萨特关注的焦点，哪里就会出现萨特战斗者的身影。这个存在主义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要担负起自由的责任。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如果从个性和气质和个人生活目标来看，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本来都不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在大学时代，萨特还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 萨特在柏林留学期间，德国正是正义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的战场。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上了总理，２月２７日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 法国舆论深为纳粹对待德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安。 许多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已经开始流亡外国。 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代表１４００万德国工人宣布：他们决不允许法西斯继续统治德国，决不允许希特勒把德国拖入战争。 但就在那时，萨特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他在思想上属于左翼分子，但他决不准备介入社会活动。 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