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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拥抱——这都是正常的问候。“你怎么样？”“佛罗里达怎么样？”一切都很正常。孙尼要我到后室去。我们坐在牌桌旁。
他开头就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干掉了3个家伙。他们完蛋了。迈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吗？”
“有。怎么？”
“因为有个家伙跑了。是布鲁诺。你知道安托尼·布鲁诺那家伙吗？”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是孙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见过他，记不得了。”
“我以为他到了迈阿密，因为他吸可卡因成瘾，每天要花费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有联系。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干掉。要当心一点，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疯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一旦有枪，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儿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们俩，干脆两个都干掉，尸体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里？”
“你开什么玩笑？我宁可一个人干，动作还利索些。”
“那两个家伙在海滩那儿，就是普玛和史蒂夫，你可认识他们俩？”
“我认识。”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海滩”这个术语，他们用来指迈阿密一带。
“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
“乔·普玛，我见过几次，能说什么啦？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个敢说敢干的人。”
“他们现在在那一带，心里很害怕。这对他们太难过了。他们的日子到了。我有许多事要做。”
“孙尼，你了解我，我不提什么要求，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带有两处倒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几个朋友联系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们就能注意观察几天，看看有什么动静。”
“好，你觉得什么方法好就怎么干。那末，我去那儿以后，你能在那儿弄到枪吗？我在那一带行动不能没有枪。我要两支。你能弄到两支枪吗？”
“能，我们有两支枪。不过有一件事要求，我要了解一下那家伙的基本情况。”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说得那么详细。他大概体重140至150磅，比你块头小，瘦削的脸，皮肤黝黑，样子像个意大利人。头顶光秃，他老是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岁，小脸盘，是个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是个危险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简直就跟疯了似的。”
“是个高手偷儿，嗯？”
“喜欢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对吧？就找机会带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征求你意见？”
“不要，不要——当然是你行动你的。你带着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担心，我会干好的。”
“我大概在下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然后还得和老人谈一谈。那边你能找到合适地方？”
“那边合适的地方很多。有悌维尔旅馆，有女人。那儿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边的事就由你办。”
“乔和史蒂夫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吗？”
“是这样，因为干掉的伙计是他们的人（指腓利·鲁克）。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们要把那一带封锁起来，局势很严峻。我有许多事要干。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能下手你就下手。这事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决于你。”
我们到了屋顶喂鸽子。那儿已有个伙计在为孙尼牵拉电线。“今天把电视机搬上来。”他说。像所有别的老练党徒一样，他也非法安装了窃听装置。他有95只鸽子。他说：“95只当中，大约丢失了4只。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鸽子会冻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带些样品到佛罗里达，看看有没有销路。他这些毒品每颗花费80美分，要求我们每颗卖到1个美元。
我们下了楼，那个叫雷的伙计已经走了。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去给帕特·科尔根打电话去了。帕特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员，正巧也在负责跟踪我的监视小组。他给帕特打电话说：那个叫多尼的家伙刚刚从佛罗里达赶来，显然是孙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在一起又接吻又拥抱，很亲热。那家伙显然是大贩毒分子。
我和孙尼过街到了卡布里咖啡馆，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馅煎饼卷。我们坐在后面一张桌子旁。
孙尼说，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正在组建一队人马，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赖。”
我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