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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尼接着说:“现在要问你,托尼这人,你彻底弄清了吗?你能为他担保吗?”
“没问题——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担保。他是顶呱呱的伙计,很会挣钱。”
“如果他仍然和你在一起挣钱,多尼,我也要提他的名。你们俩该得到那样的提名了。”
我们在餐桌旁吃苣荬菜、豆子以及意大利面包。我要借此机会,把勒菲蒂敲诈罗西的事再次提出来。我和罗西事先讨论过。我们仍然在花政府的钱,花得太多,都用在勒菲蒂的玩乐和旅游上。孙尼上一次曾指示过;我们可以避开勒菲蒂,有事就向孙尼报告。从那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我越来越感到担心:孙尼本人会注意到那些开销,会责怪我没有听他的话。
我想让孙尼知道:事情都由我在负责。不管怎么说,从罗西那里夺取的许多钱,毕竟我也算在享受之列。
我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把旧话重提我实在感到不是滋味。托尼对于勒菲蒂花了那么多钱心里很不高兴。他老是在我面前诉苦。”
“多尼,你究竟打算要我干什么?”
他这种说话的腔调,我以为吹了。“孙尼,我只是想使你明白这种情况,以防罗西决定逃避责任——俱乐部的人,他的联络,已经停发了薪水。”
孙尼对着色拉数落着:“你有两种选择,多尼。要么你和勒菲蒂去解决,要么我和勒菲蒂去解决。如果我和勒菲蒂解决,他会油嘴滑舌,我会扫断他的腿。你告诉我,你要哪一种方案。”
“我当然想我自己和勒菲蒂去解决,因为我和他在一起,不想让他出什么事。我不希望在你和勒菲蒂之间、或者我和勒菲蒂之间有什么争执。事情说到这儿就拉倒,不再提他了。你只要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
“那好,”他说。“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再有什么更多的麻烦,我要去解决。”
第十六章 突然袭击
我妻子及女儿们,如同前两年一样,到了圣诞节都要乘飞机到新泽西和亲戚们一起度过节日。
圣诞节除夕那天,我晚上很早就去了勒菲蒂家,向他和露易斯祝贺节日愉快。他们的餐桌上摆了一棵小圣诞树。我送了勒菲蒂两件衬衫。他给我的是一张价值100美元的莱顿商店的礼品赠券,那是百老汇街道上的一家男服装店。他在赠券上写了字:“赠好友多尼——勒菲蒂。”
然后我就去了布鲁克林,在影院俱乐部逛了一会。孙尼带我进了厨房,让我看看两个盒装的立体声装置。他说:卡明从一个卡车司机那里买了50盒,盒子上的出厂序号已经销掉。他说:“这是送给你和托尼的,作为圣诞礼物,留在佛罗里达你们的寓所里。”
接着我请他谅解,我要和“新泽西的女朋友”一起度过余下的圣诞除夕时光。
圣诞节那天早上,大家都到俱乐部相聚。我和那一班人一起喝咖啡,一直玩到下午三四点。然后我去了新泽西,和家里人一起吃了圣诞会餐。
圣诞节过了两天,我和勒菲蒂、孙尼一起,坐在影院俱乐部的后室里。
勒菲蒂说:“明天早上,我们想要你开车到蒙蒂塞罗市里的蒙蒂塞罗饭店去。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找人,找阿尔。他就会和你见面。他有一些枪支要给我们。”
蒙蒂塞罗城市在这儿的西北部,靠近卡特斯基尔山区,开车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我搞赛马赌博那时候,曾经到那儿去过几次。
寒气凛冽,驾车行驶非常艰难,因为路途上有冰雪。到了蒙蒂塞罗小姐的饭店时,已是早上10点。店里面有个投币式公用电话。我照勒菲蒂给的号码打了电话,和阿尔交谈。“我是纽约来的多尼。我就坐在柜台那儿。我身高6英尺,黑头发,穿着棕色皮甲克。”
几分钟以后,那人来了。“多尼?我是阿尔。”
阿尔根结实,身高约5英尺9,体重约200磅,戴着眼镜。他坐下来喝咖啡。他说:他来自纽约,但在蒙蒂塞罗市里已经住了5年。我们谈了天气。
“我还得赶回去,”我说。
“我们出去,我要把圣诞礼物交给你。”
我们到了停车场。他开的是林肯牌轿车。我记住了他的执照号码,好向上面报告。他打开了车箱,取出一个包裹,其形状和大小像一个鞋箱子,外面包贴着圣诞彩纸,系着一束红丝绸带。
“谢谢礼物,”我说。
“开车要当心。”
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巴里萨的斯大路上,我停下车。车子停在一个服务部附近,那服务部门外有电话。我小心谨慎地打开包裹,当心别碰坏任何地方。幸好,这包裹除了丝绸扎着以外,没有用其他任何东西包扎。
里面有4支手枪,每支都用塑料袋装。这4支枪是:一支0。22口径的帕果6发左轮手枪,没有序号;一支0。45科尔特自动手枪,上面有美国部队的财产登记号;一支塞斯卡·塞罗约夫卡…纳罗德尼·帕德尼克自动手枪,我估计其口径在0。22到0。32之间;还有一支0。38科尔特·科布拉手枪,枪管两英寸。
我把所有的信息数据记在纸条上,然后细心地重新包装好,边边缝缝的地方不露一点痕迹,如同没有打开以前一样。我来到电话亭,给案件特工、在纽约的杰里·罗尔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作了报告。然后,我把记录的纸条撕碎,扔到了垃圾箱。
中午前后,我来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他不在家。我对露易斯说:“我只把这包东西留给勒菲蒂,他知道是什么。”我把包裹放在那棵圣诞树下面。
接着,我开车到了布鲁克林,对勒菲蒂说:我已经把那包东西取回来了。
“好,”勒菲蒂说,“我要检查一下,看看我留下哪些,哪些让你带到佛罗里达去。”
当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坐在一起吹牛,吹我们的买卖事业。勒菲蒂侃侃而谈,哪些事他干得不好,哪些他所投资的买卖干得很成功,其中包括对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投资,在那里面我属于他的人。接下来,他又谈到了密尔沃克的情况。
我认真听,仔细观察着他。他谈到了:他和我怎么卷进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买卖,那桩买卖又怎么导致密尔沃克和纽约两个家族之间的会谈。他说:会谈中纽约的一方由托尼“鸭子·科拉尔”作出了安排,他是卢克彻斯家族的老板。
勒菲蒂从来没有提到托尼·坎特。关于在密尔沃克的行动中有没有知情告密人或隐蔽特工,勒菲蒂和在坐的其他人丝毫没有谈到,仿佛托尼·坎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由于“布鲁克林的问题”,孙尼不能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去度过新年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布鲁克林,因为尽可能多和孙尼待在一起很重要。我住在他的寓所里,和他一起照料鸽子。我们一道闲逛俱乐部和影院,玩金罗美。我们一道过街到卡布里咖啡馆里喝浓咖啡。那是个小咖啡馆,前窗上有装饰华丽的白格栅,店堂里有五六张小桌。有时候,我们还到曼哈顿,到小意大利区,或许还到毛特街上赌一场双骰子。
由于我和孙尼在一起,我现在显然得到那一伙人更多的尊重。我在纽约时,总是和孙尼待在一起,在我周围的那些人,和我谈话也感到更加自由自在。
有时候我们待在屋顶上和鸽子在一起,这时孙尼常常倚靠栏杆,凝视着邻里的屋顶。这一带是他土生土长、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些什么。
托尼·墨拉对我渐渐产生了厌恶情绪,孙尼并不提这件事,坚持我是属于他的人,而不属于勒菲蒂,他坚持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有一份利。我还不能知道这些事,因为这是党徒之间的事,而我又不是入盟党徒。勒菲蒂把情况告诉了我,这是作为一种偏爱。孙尼知道这个情况,但他只字未提。
我们从布鲁克林的彼特·卢格牛排餐店里出来,孙尼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和他熟悉的一个人在谈话。我往前走,到车子那儿去。我们的车就停在街边。
在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个人朝我这边走。他径直往我这儿走,正好在我的前面停下了脚步。他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时候,我看到他带了刀子。他站得离我很近,好像我们有什么知心话要谈似的。他把刀尖顶住了我的肚子。
“把钱给我,别慌张。”
我害怕刀子比害怕枪还厉害,如果那家伙懂得如何用刀的话。我乐意把钱给他。
孙尼从我身后面往前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显然以为我在跟熟人谈话,与他无关。突然间,他迅速转过身子,朝那个家伙的后脑壳子猛地一揍,那家伙像个石头嘭咚一声倒在地,躺在那里。
“快一点,我们快离开这儿,”孙尼说,“否则,你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新年已过了一个星期,我要回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加紧筹划拉斯维加斯之夜的工作,还要帮助安排孙尼和特拉弗坎特之间的另一次会见。
我遇事向孙尼报告,然后再向勒菲蒂报告,他对此非常恼火。我对孙尼说:我们在赌博登记经纪业务中损失了2,400美元。我们的任何损失也就是勒菲蒂的损失。
勒菲蒂在电话中说:“今天早上你没给我打电话,本来昨天晚上就该打电话。连话筒也拿不动?”
“我没有找到你。当时我就给俱乐部打了电话。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
“他根本就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和我一直在玩诡计。他知道,我在和他争执,因为我不喜欢他这里的活动情况。我很不痛快,我要对你讲。我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吵,在斗,因为我跟这些家伙处不好。我没有钱付清帐单。”
“我打电话到布茨的夜总会找你,而你当时又不在那里。因此,他们就找来了孙尼。”
“他怎么会同我说什么呢?有些事我得告诉你。你的威信已大大降低,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