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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对着他，警告他说，他要是不开保险柜或者想什么别的点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来，他开了保险柜。我们把他和那个女人铐了起来。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他显然在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抢劫活动他经常参与。
他们把黑色公文皮箱打开，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对于我也挤在中间观看，他们并没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宝——戒指、耳环以及项链，还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储蓄公债、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积蓄的硬币、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发。
箱子里还有几副手铐，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买到的一种，还有可能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偷到的纽约警察部门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枪。
“我们以警察的身份进了住宅，”帕特希说，“把那个牧师的情况对他说说吧。”
索尼说：“我待在逃跑的车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对面，车子的发动机还在转动。巧得很，车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车里等伙计们出来，这时教堂的牧师走了过来。他停住步，还在说话，‘这不是好天气吗，’牧师在同我说话，还说个不停。我打发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计们是不是出了门，是逃走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那牧师还在同我谈什么鸟儿、天空。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后来，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当伙计们出了住宅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递给我一小包东西，说：“把这个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顿时扔到垃圾桶里。”
这包东西是抢劫来的，他们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这儿里弄一带被发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钱包，里面有饰针，相配的耳环，几幅裸体照片，还有一份美国护照。
我想要的是枪。这是被偷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枪支追查到抢劫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吉里一伙。我们始终都想从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枪支。
我对吉里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枪支弄出手，我倒有个朋友。我曾经把得手的枪支卖给了他。说不定他对这些枪支倒有些兴趣。”
他说：“每支枪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况，打听一下。”
他把枪支交给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枪；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枪，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罗姆特制手枪；一支0。22鲁杰自动手枪。无论枪的主人是谁，他拥有这些枪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两支枪的编号已经注销。吉里一伙在得手这些枪支以前，枪已经是被盗之物。一般情况下，注销了编号对我们来说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盗贼大多数注销不深，不可能把印压痕迹全部抹去。我们的实验人员能用酸性物质使编号复原。
第二天，我把枪支放在纸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园，我的联络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纸袋交给了他。我们商定试图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枪支买下来，在交易中绝不能对方提出多少你就给他多少。首先，这里用的是政府的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第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有强硬手段的人，不是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乐部，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这不够，”帕特希说。“你说过，你能卖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说试试看。我那朋友坚持800美元。”
“不好。”
对于有些买卖，我就会说，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枪的问题上我不是这样。我不想把枪再还给他们。“你们看，我处理了枪，身上有800美元。你们要么拿钱，要么别拿。”我把钞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们看到绿花花的票子会动心的。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
帕特希说：“换一处卖，还能多赚些。”
“哼，如果你能多赚，把他妈的枪拿到别处卖得了。可是谁肯付出超过200美元，买1支可能注册过、被偷的又注销了编号的枪呢？你以为我不想多卖点价？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们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钱好了。”
“好吧，”吉里说。他收起了钱，给桂多、弗兰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为他们的一份。我从中转卖，也给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给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枪花了联邦调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说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纳入了盟。他提到了两个人：阿里·鲍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鲍伊就是阿尔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①的儿子——有时候也称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诺·朗格拉，后来成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狱以后，成为代理大老板。
①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数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说。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杀比别人干的多，而这是能不能接纳入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还没有徽章。那个小子阿里·鲍伊是个浓包加笨蛋，他连一次凶杀也没有干过，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纳入盟全仗他老子是个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说。“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停，谁听到谁说什么，都难测。你这样胡乱议论老板的公子，这种话要记录在档的。”
在小意大利区玛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鲁吉埃诺的交谊俱乐部门口。这时候，托尼·墨拉走了过来，要我开车送他到布鲁克林去。
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间来往，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终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尽快地依附某一个人，他们就以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是个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鲁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进行某种较量？
在车上，墨拉对我说：他和斯拿克有个约见。
我猛然回想起许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铺里，我认识的那个曾经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终于把我识别了出来？桂多对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鲍伊·帕希科所发的一顿牢骚话，是不是传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头。他们是不是要盘问我关于吉里一伙人的情况？问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话，会不会逼我泄露出说怪话的人是谁？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车子已经开过了布鲁克林桥。我尽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对策。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卖别人，那就会毁了我的行动计划，因为无论怎么说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卖他人，我尽量采取顽强的态度，以观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要试探一下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会经受住考验，而且会使我更加坚强。
当然，他们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谈他们会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纳斯运河里，等着有人来认尸。究竟他们要干什么谁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声。车子驶向第三大道到达布鲁克林公园住宅区的卡罗尔街道，离普罗斯帕克特公园不远。我们停车等人。卡明·帕希科乘着白色有折篷的罗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车子是新泽西的牌照：佛罗里达444。我从照片上见过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光景，身体敦实，稀头发，长脖子，鼓胀胀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从罗斯车下来，朝墨拉走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墨拉回到车子以后，说：“和他一道来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鲍伊。他刚刚坚定了自己。”
“坚定了自己”就是接纳入盟。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汤米·拉贝拉可能要成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说，“不过那只是名义而已，因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谈到了一桩放债的买卖，我们正设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诺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间要合伙干一桩放债的买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大事。我一时倒有点沮丧。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沮丧。
和这帮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任务是大还是小。
我有点发急，因为吉里这一伙的线路似乎无法延伸。我的任务之一是要搜集证据，好使审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情报，好使政府部门可能用在别的调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时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报有用，哪些情报可能没有用处。对任何东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回想起来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向上汇报。你还集中精力作出选择，该汇报什么人、汇报什么事。你所选择的情报作用大小，取决于你的经验、灵感以及运气。
1977年的仲夏，我们在拦劫、盗窃及抢劫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足以在任何时候对吉里一伙进行搜查。但是我还没有打入到上层去。我在小意大利区与墨拉、鲁吉埃诺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联络已胜过我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对黑手党采取直接袭击？
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我们俩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甚至难得冒了一次险私下里会见，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顿餐店共进午餐，那个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