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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天，我去了俱乐部，吉里不在那儿。我问维尼：“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吉里和桂多有个追捕任务，”他说。“他们要找个人，要把他干掉。”
关于杀人的事，你别问什么。如果他们要让你知道，他们就会告诉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得到情报。所以吉里回来以后，我就问他：“你们到哪儿去了？”
他说：“我和桂多找一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干？”我问道，好像以为要干抢劫一类的事。
他渐渐地谈到关于即将要干的一桩抢劫的活动。我还想把话题绕到他们追捕的那个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谈。他不肯告诉我，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我算什么？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和他们才混几个月的伙计，更不用说我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干一桩什么事，你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次的凶杀是否下了手。惩罚人的事你不好乱议论。我在和黑手党党徒打交道的岁月里，他们有时候也围坐在一起，议论他们往日干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凶杀。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谈论凶杀的某个具体人，也不谈论即将凶杀的是什么人。如果凶杀中出了差错，他们稍后一些时候会坐下来作为谈笑的话题。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鲁吉埃诺一道出去，来到小意大利区他开办的交谊俱乐部里。他和一帮党徒正在谈笑一桩工作。他们要凶杀一个人，对这个人尾随了一个星期，寻找机会下手。后来，他们得到通知凶杀取消，不要杀那个人，原来他们搞错了跟踪对象。他们差一点杀错了人。他们把这种事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妈的，你猜怎么着？我们跟踪了一个星期，哪儿知道跟踪错了对象——哈，哈，哈！弄得我们每天晚上都跟着那个小子。这小子倒他妈的有点儿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周末，吉里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泽西海岸那一带有一幢房子，位于海滨山庄，离海滨有一个街区。他招待所有的党徒，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
我去了小意大利区的佛雷塔市场，那是意大利居民区的肉类市场。我买了香肠、冻肉以及干酪等，准备带到那儿野餐。
当然，我还没有结婚。人们以为我在这儿或那儿有几个女朋友，但我从来不带她们在身边。那些党徒有时候也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带女人在身边，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特别中意的。
我一直戴着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因为那是我妻子给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纹托着一颗心，心上有顶花冠，象征爱情、友谊和忠诚。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只戒指。
我们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个家伙的女朋友说：“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对不对？”
“是的。”
“这不就是爱情戒指吗？不是作为婚礼戒指吗？”
“对，有时候是这样，”我说。有个党徒还问到这方面的情况，我就编了一段爱情史。
那女人接着说：“既是这样，你还戴他干什么？我认为你又没结婚什么的。”
“对，我是没有结婚。我接触的很少几个女朋友当中，有一个我倒是很爱她的。这只戒指是她送给我的。过了几个月以后，她抛弃了我。我却还戴在手上，因为我不想忘记她。”
有个党徒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问道：“你肯定吗，你还没有结过婚？”
“怎么啦？”
“因为我实在不可理解。你说，你很爱那个女人，甚至她抛弃你以后你还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么不可以呢？”
“我就觉得，你不是那种能爱别人的人。你呢，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你不可能爱上什么人，也不会同谁有什么联系。”
“不过，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个时刻你有所爱的女人，一个特别的女人。因此我宁可记住她而不愿忘记她。这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只有在我干搬运重活的时候，我才把戒指拿下来。在整个隐蔽工作期间，我一直戴着这只戒指。别人议论我的戒指也只有这么一次。
我和吉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以及墨拉和鲁吉埃诺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周旋，还要到佛罗里达和“太阳苹果”那边的乔·弗茨那里一道工作，根本就顾不上回家了。我没有看到学校里的体育运动节目的比赛，也没有看到我女儿们的啦啦队。两个女儿的生日我没能参加，连我自己的生日也没能回家。我们结婚的16周年纪念日我不在家里。为庆祝这个日子，我妻子到了霍尔及盖尔夫妻俩那里。他们是她的朋友。她和他们相交一年以后我才认识了他们。我每个月回家可能只待到两三个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尽量弥补失去的家庭欢乐时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党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于脑后。
我设法参加了我弟弟的婚礼。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婚礼，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礼有许多现金和支票。婚礼以后，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们不想把钱带在身边，要我把钱保管一下，等他们回来。我弟弟说：“把钱放在我哥哥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身上，谁还能有他那么保险？”
我把一大叠现金和支票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就开车回到了纽约市。
一个星期以后，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钱。钱不在我的寓所里，哪儿也找不到，仍然还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后，我到处跑，到过市里的各个里弄，车子在停车场停过，在车库里停过。我把钱的事完全给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开始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连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记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龈龉。
这毕竟只是暂时现象，因此情况可以容忍下去。就几个月的隐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动计划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我还没有接触到高层次的党徒。可是，没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间，在小意大利区和布拿诺家族成员墨拉及鲁吉埃诺联系上了，他们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人。我的隐蔽工作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动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进展使我感到很舒畅。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要设法记住发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记什么或写下什么——我只能记在脑海里。像谈话中讨论的某个刑事方面的活动，俱乐部里新来了什么党徒，各种买卖，各种抢劫，与此有关的各个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尽力记住。联邦法庭最终审案将要根据我记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决。
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工作，而且还要有点技巧。比如记车牌执照号码，记武器的系列序号三位数、三位数地记。麻烦的是我不能问许多问题——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就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所记忆的东西有许多是听说的，这些情况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说给我听，而且我认为需要核实的情况也不能问别人。抢劫来的赃物进进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细过一下目，不能问从哪里抢来的，或送到谁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谈这些情况。我要尽力摆出姿态，装作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样子。
集中精力谈话也很伤脑筋。大部分谈话纯粹是海阔天空，以及一些琐碎事——理一次发、买一双新巴利鞋；迈特枪和杰英特枪怎么使用；中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邻里；卡迪拉克牌轿车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轰炸伊朗；应该怎么样烧死强奸犯；等等。每个党徒都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怎么把变节者拖进来，自己又怎么顶上去。这帮党徒大多数人毕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从里弄里长大的歹徒。
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买卖的线索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所有活动之中。他们的买卖就是偷盗、凶杀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谁浮谁沉，谁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谈论某个大地方买削价的牛排，实际上同样的一句话指的是一次凶杀；要么是某个人入了盟；要么他们又收买到了某个政客。这些趣闻会使谈话连续下去，但随时都会改变话题，谈过也就烟消云散。如果我不随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记住的东酉。我又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插问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队长是不是买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还得使自己的谈话方式和他们相一致。有时候我要改变话题，或者在他们谈论可能是政府感兴趣的刑事犯罪话题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从桌子旁慢慢走开。这样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对此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趣。然后，我还想把原来谈的话题再谈起来，或者在以后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再作些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对于长期隐蔽工作来说这个策略很有必要。
我还要记住情况事实、名字、面孔以及数字等，直到我能向联络特工汇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个晚上。要家里人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们又不能说明白。
8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店铺里，忽见他们从外面作案回来，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紧张，那种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